鲁迅的一生几乎是一部疾病史：童年时自己的牙痛，父亲的病与死，青年时赴日学医，中年以后饱受牙病、胃病与肺病的折磨，最后死于肺病。鲁迅的作品充满了“病”的意象和“病”的叙事，读者也不难从中读出“病”的症候。 鲁迅首先是一位患者，带着失父的伤痛和不可救治的肺病之身，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驱力所在，也是他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根源所在。由此我们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鲁迅作品中弥漫着的是那种黑暗的思想、幻灭的体验、无家可归的惶惑、对病态人心的异样敏感以及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倾向?为什么他的以“为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学创作，却充满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和对于现实世界的诀绝? “病”的身体或许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病”的叙事却并非其终点。对鲁迅而言，这只是他基于自身文化语境，吸纳清新的西方思想，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构合成一种新的东方启蒙主义思想的话语策略，即“病”的叙事大都只是作为病态社会的隐喻和修辞而加以使用的。 鲁迅不是一位身体写作者，而是一位试图超越身体的高蹈写作者。同时他又不可能绕开身体写出完全弃绝身体的文学，于是他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福柯式的社会政治性的身体，以构建他的医生身份、启蒙神话和寓言。在“诗言体”与“诗言志”之间，他同历史上的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更倾向于后者。徘徊在“诗言体”与“诗言志”之间，病与身体无论是作为直接的在场还是作为不在场的在场才是带动写作的深层力量。正是对它们的体验，使“病”成为一个被铺张的意象；而对它们的拒绝或超越，使他个人的“疾病诗学”转换成国家的“政治病源学”，形成了鲁迅独特的家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