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往学者论及先秦史学萌芽状态,多关注史官设置、史书体裁和体例、历史观的种种表现等方面,而对先秦诸子历史旨趣的考察则相对较少,虽有所涉及,但没有将其作为考察先秦史学状态的一个重要议题加以对待。本文从分析儒、墨、道、法四家要著对历史的引证和解释入手,以斠议其历史旨趣。先秦诸子以王官学术为依托,因仍“礼坏乐崩”的社会政治现实,裂取王官学术之一端,申述其饱含救世情怀的思想学说主张。诸子书中,征古、托古所表现出的历史兴趣虽不尽相同,但有一共同点,即皆服从思想学说的需要。诸子对历史考疑和批判,表现出一定的历史理性,但这种考疑和批判也是基于争鸣的需要而产生的——成为诸子相互批判的一种工具和武器。总的看,诸子的历史旨趣,既有历史继承性,又凸显出时代的特点:其历史征实的基本内涵,不是以“历史原型客体”为依归,而是在借助已有的一般历史认知。在历史事实意义的解释上,看不出历史的内在性和系统性,表现出政治伦理秩序价值层面的“单向度”,以及现实价值优先的倾向。则说明诸子引证、解释历史并非以历史自身为本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