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他既是中国宪政主义的先行者之一,又是“新儒家的重镇”,这种身份上的交叠性体现出其思想的幽深曲折,有助于我们审思:从西方舶来的宪政主义思想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与中国传统儒学,如何在一个思想者与行动者身上并行不悖,乃至互相发明,融通统合?两者之间呈现出的结构性张力对于追寻中国的宪政之道有何启示?本文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正是张君劢的宪政思想与其新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包括其相容性及隐含的困境。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引言、四章的主体内容及余论。引言部分对研究的缘起、意义及研究现状略加阐述。第一章“中西之争与新儒家的思想基调”旨在对相关的历史情境和思想背景作简明的勾勒,以便开展主体部分的叙述和论证。这一章试图呈现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及其成因,着重运用德国汉学家Ralf Moritz的理论,分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明所具有的“基本精神习性”,进而指出:中西文明碰撞造成了传统的崩解,使中国的宪政人和儒家的继承者都必须直面两个问题:一、知识秩序的重建。其核心是如何看待“道德知识”和“客体知识”之间的关系;二、政治秩序和人心秩序的重建。其核心是在“天下秩序”向民族国家格局转型之际,对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考量与界定。其后简要地阐释新儒家对传统的“内圣”与“外王”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基本思路,澄清新儒家的思想基调。第二章“张君劢的思想渊源概述”主要是展示张君劢“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的心路历程,并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的渊源。纵观其平生所学,其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其一,欧陆哲学(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的哲学);其二,传统儒学(原始儒家和宋明理学,也包含先秦诸子百家和其他古典思想资源);其三,英国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论述作为“新儒家”的张君劢如何围绕第一章所指出的两个核心问题,在“人生观论战”及其新儒家政治哲学中建构其“新内圣”与“新外王”之学。第三章“新内圣:‘人生观论战’与知识秩序的重建”试图从“知识秩序的重建”这一视角重新检视“人生观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通过对“自由意志”或“良知”的辩护,重构了道德知识和客体知识的关系,确立了道德知识的主导地位,意在为儒家的“内圣”之学留出空间,并形成了其“唯实的唯心主义”的“新宋学”,此即张君劢的“新内圣”之学。第四章“新外王:宪政之道与政治秩序的重建”梳理了张君劢的和宪政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张氏的“唯实的唯心主义”落实到政法思想上,形成了“社会之函变说或机能说”。本着“心物并重”的思想立场,他将心与物、自由与权力、个人与国家、道德与法律都看成是并存的原始(primary)质素,企图在这些互相对立的范畴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最终仍归宗于唯心论。张氏是在“民族建国”的框架之下探讨宪法问题的。由于他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体现着民族精神的有机体,因此宪法的权威来源也必须诉诸民族精神。张氏又将集体道德和法治习惯看成是立国的两大要素,在会通中西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德法合一”的新儒家宪政之道,此即其“新外王”之学。张君劢之所以乞灵于道德,是因为他知道中国缺乏适合立宪政治生长的土壤,因此企图通过改造国民的“人生观”,养成中华民族新民族性,为实现宪政奠定基础,籍此重建政治秩序与人心秩序。因此,“人生观论战”与其新儒家宪政思想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新内圣”与“新外王”贯通为一体。余论部分对张君劢的为人和为学作简单的点评,暗示将儒家与宪政主义之间存在难以消解的隔阂,“中西之争”存在着某种不可化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