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在赛义德的旅行理论的指导下考察了唯美主义通过《莎乐美》的译介进入中国文学系统、发生嬗变以及接受的全过程,并进而在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的指导下探讨了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与翻译的互动关系。本文将唯美主义在中国的“旅行”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时间划分为1915-1936年,始于陈独秀在为苏曼殊的《绛纱记》所写的序言中向中国读者介绍王尔德以及莎乐美等剧作,并引发了唯美主义在中国译介和传播的第一次高潮,结束于田汉写下《我们自己的批判》,承认唯美主义的消极影响并决定与它划清界限。此后进入唯美主义在中国旅行的第二阶段,即休眠期。在此期间关于唯美主义的译介和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并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第三阶段为80年代至今这一段时期,是唯美主义在中国再次广泛译介和传播的又一次高潮。在唯美主义在中国译介和传播的这两次高潮中,对王尔德的作品中译介最多并且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其唯美戏剧《莎乐美》。在这两个阶段都出现了《莎乐美》的多个译本,本文分别参考了这两个分期里面具有代表性的译本:田汉译本和孙法理译本,来考察在这两个阶段之中对《莎乐美》的译介以及唯美主义的引进﹑变异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同时也简要分析了在休眠期内,唯美主义在中国处于何种境遇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最后从唯美主义在中国的三段旅程出发,在操纵理论的指导下论述了在《莎乐美》的译介中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即文化中的主要因素:意识形态、诗学是怎样影响对唯美主义的解读和翻译的。论文不是从传统的翻译本体研究的视角,即关心原语和目的语之间如何进行转换的方法和标准并用以指导翻译实践的角度来考察,而是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研究。即把《莎乐美》和唯美主义的译介置于文化大背景下,对转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进行考察分析。通过对《莎乐美》和唯美主义在中国译介和传播的历史材料的考察,作者得出结论,处在特定意识形态和诗学背景下的译者对《莎乐美》的译介进行操控,在各个分期分别对《莎乐美》及唯美主义做了形态各异的解读,将唯美主义进行改造,并分别渲染上启蒙主义色彩和反道德说教这些唯美主义不曾有的内涵,而这些“误读”又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类型和文学创作。《莎乐美》及唯美主义在中国近百年的译介史就是文化与翻译互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