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是文革时期陕西省延川县工农兵业余创作组创办的一份文艺报。延川乃至延安地区的业余作者在该报发表了大量作品。该报培养了一批日后在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形成了本文所要讨论的“山花现象”。文革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山花作家及其作品独特的精神品格。一方面,山花作家及其作品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为工农兵文化的典型；另一方面,山花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驯顺以及归化之后的文化后果。这一文化后果体现为民间文化的退隐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独语。民间文化的退隐使得民间作为个体精神资源缺席,而主流意识形态的独语则使得创作主体的文化自觉被迫消失。而一旦主体的文化自觉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学自律性的消亡。创作主体已然无法依凭文学的自律完成其对其生活世界的言说,从而只能借助主流意识形态对现实的解释作为其观照现实的唯一精神资源。民间文化在文学场域缺席的后果,便是当文革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衰微之后,民间言说的空洞与其在表征现实之时的软弱无力。“山花现象”的存在,已经不能被视作为一个孤立的文学事实与文化现象。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该现象的存在,上承十七年的文学实绩,下开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域。也就是说,“山花现象”作为一种独有的历史事实的价值远大于其作为文学现象的意义。这一现象表征着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纠葛,同时也展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主体的生产以及其对民间文化的规训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置换了文学由民间文化所持存的精神向度,仅仅张扬了文学的意识形态维度。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的驯顺使得后者被迫消隐。而一度成为知识分子借以调适自身精神的民间话语空间的消隐,使得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呼唤与重构成为其获取新的言说方式的基本内容。这即是八十年代文学寻根运动和新写实思潮兴起的内在缘由。同时,承载民间文化的主体,即生活于由民间文化所构筑的精神氛围之中的底层大众,曾经依赖民间文化得以言说自身,当这一精神空间被阉割之后,他们言说自我的方式只能由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提供。一旦主流意识形态无法掌控对世界的解释的优先性,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退出民间的精神场域,如何获致自身对世界的精神态度,以便调适自我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便是他们必须去面对的问题。这即是知识界关注底层文化状况的内在动因。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学“寻根”运动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对底层失语现象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即是在解决由“山花现象”所体现出的问题。这篇论文即是在这一视域之上展开对《山花》作品的分析并力图为“山花现象”的文学史意义作一定位。全文可分为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为正文的论述作一简单的铺垫。正文部分共三章。第一章主要描述“山花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精神文化背景；第二章主要对山花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叙述进行分析,认为,文学叙述与政治叙述之间存在着精神的同构性,这也是意识形态之所以必须对文学的价值空间进行规训的内在原因,同时指出,意识形态对创作主体的规训过程同时也是民间文化被阉割被归化并被迫消隐的过程。而一旦创作主体被归化为意识形态主体,他们对其生活世界的解释只能依靠意识形态对世界的先验预设。因之,他们的作品只能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他们作品中的世界图景,只能是由政治意识形态所构筑的国家的神话。第三章主要对“山花现象”作文学史定位,认为该现象的存在,填补了一个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为我们研究文革时期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以及在民间精神空间消隐之后底层叙述的贫乏无力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范本。结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主要观点做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