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将振兴西欧的计划纳入其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中,并借助英美“特殊关系”积极推进其欧洲政策。但是随着英国与美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矛盾及英国在美国抱有极大热情的欧洲联合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英美特殊关系相对弱化,美国也随即调整了其欧洲战略的重心。西德由于地处欧洲中部和东西方对峙前沿,地缘政治重要性突出,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程度也最甚,加上强大的经济实力,西德逐渐成为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同时由于法德和解的达成,法德轴心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法国和西德在美国欧洲战略中的地位得到加强,20世纪60年代德法美战略三角逐渐形成,并在大西洋联盟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战后欧洲的整体衰弱和美国综合实力的强大,西德与法、美对于德法美战略三角的重视和依赖程度是不均衡的。出于冷战对峙前沿的西德面临国家分裂和军事实力削弱的现实感到岌岌可危,为了重新统一的目标,西德果断放弃了中立主义,坚定不移地依靠美国强大的核保护伞,所以德美关系在三角中最为亲密。法国虽然也沦为二流国家,但是坚定地捍卫法兰西外交的独立性,试图以主导欧洲一体化的形式寻求法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支世界性力量,所以法国不愿意一味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导致了法、美在大西洋同盟和国际问题上的冲突和法美关系在战略三角中的边缘化。法国还忌惮西德强大的工业实力,坚持在战后肢解德国,但西德需要借助法国的力量推进欧洲一体化来为德国的重新统一打下坚实基础,法国也趁势借一体化来将西德束缚在西方框架中,由此法德轴心也展开了较量。正是这些在安全利益、大国地位和外交自主性方面的差异,导致德法美战略三角关系在某些议题上能进行合作、保持一致,有时又会产生较大的冲突,三角关系在“稳定婚姻”、“浪漫三角”、“三方共处”模式中不断转化,这也是德法美战略三角关系鲜明特点之一。在战略三角的框架下,20世纪60年代西德与法美的盟国关系出现了较大的变化。60年代初期,西德在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问题上劳而无功,体现了它在冷战格局中的处境和较弱的实力地位。西德出于对安全的严重依赖成为了少有的坚定支持这项计划的西方盟国,却因为美国与苏联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导致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的破产同美国产生了罕见的分歧,法国倒是自西德重新武装开始就强烈反对多边核力量的模式,坚持发展法国独立的核力量。到了60年代中期,由于法国想以“三头体制”改组北约,分享美、英对于北约的领导权遭到拒绝,它以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方式引爆了 1966年的北约危机,也把西德推到了它最不想面对的在美国和法国之间做选择的艰难境地,最终西德以站队美国、坚决维护大西洋联盟却在欧洲一体化议程上给予法国更多帮助的方式让三角关系重又回复了平衡。充满智慧的政治技巧使得西德在北约危机后的三角关系中地位上升,60年代后叶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就是西德外交余地扩展最好的体现。但是这一缓和政策却引起了法国和美国的警惕,它们担心西德与东方的过度亲近会让它们失去对西德的控制,出于对德国民族主义复苏的不安,法、美渐渐靠近,但出于缓和政策的需要,美国还是对“新东方政策”表示了支持,促进了“新东方政策”的成功和国际形势的缓和,只是法国依然秉持着较大程度的怀疑态度。德法美战略三角是在大西洋联盟框架下的同盟内部外交战略上的三角关系,所以虽然合作与冲突并存,并不始终稳定,但能保持斗而不破;另一方面,大西洋联盟在外交上始终是不对等的,美国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德法美战略三角从来就不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三种二元关系彼此促进,也互相限制。尤其是法、美之间矛盾又亲密的关系对西德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西德也力争以重新统一德国的方式寻求扩展在德法美三角关系中的外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