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医闹问题越演越烈,俨然成为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虽然无论是政府还是医院都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试图缓和这一矛盾。但是从社会公众的关注度和恶性医闹发生的频率来看,医闹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医闹问题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原本是医疗纠纷中的一种极端情况,往往是病患及其近亲属一种极端情绪化的表达,从法经济学角度来说这并非理性选择的结果,具有难以调控的特性。但是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医闹不再单是情绪失控的行为表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医疗纠纷之中索取高额赔付的策略手段,而这也是医闹进一步激化医患矛盾的原因。从成本收益理论来看,策略性医闹盛行的原因是医闹行为成本低廉,而且高概率能够带来金钱上的收益。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律试图调控这一现象,但是从结果上看显然失败的,这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笔者试图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探寻医闹问题的本质、困境以及应对策略。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一、对医疗纠纷和医闹问题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认为我国医疗纠纷处于一个正常水平,但是恶性医闹却有越演越烈的迹象。同时对学界关于医疗纠纷和医闹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认为我国学界经常将医疗纠纷与医闹并行讨论,对于医闹问题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导致解决策略难以实现。二、医闹原本是医疗纠纷中一种情绪宣泄式的极端表达,可以说医闹就是医疗纠纷的一部分。为了厘清医闹与医疗纠纷的关联、差别,通过法经济学中博弈论对其进行分析,认为医闹盛行的原因是医闹行为成本低廉,并且能够获得一个较高的金钱收益,纯粹以金钱为目标的患方会选择医闹策略索取赔偿。三、从法经济学、理性人、官僚制等理论出发,探讨我国医闹问题为何不断恶化,而政府的治理却一再失败的原因,认为这实际上是医方和地方官员高度理性下的选择结果。在我国医疗体制和官僚制的背景下,医方和地方官员都会选择追求任期内的稳定,以保证自身的晋升,而忽略博弈策略的长期影响。导致“大闹大赔”的观念深入人心,医闹问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四、在官僚制的背景下,中央政府过度追求社会稳定,让医疗纠纷和医闹都成为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绩考核指标,再经由地方官员和医院高层的理性选择,导致了医闹困境的加剧。医闹困境的对策也应当从这些环节入手,对此笔者提出了禁止无责任赔偿、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政府树立长期导向、重新制定官员激励制度四个具体的应对策略。最后笔者发现社会上医闹现象越来越复杂,甚至出现了非暴力施压的索赔手段,这些行为同样会让医患矛盾进一步加深。它们盛行的原因与本文讨论的索赔策略型医闹类似,即行为成本低廉并且预期可以获得一个较高的经济收益,笔者认为只要通过类似的治理手段可以控制这些医闹的进一步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