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本市场日益活跃,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成为一种常态,而商誉作为并购重组之下的产物,已发展为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伴随着我国信息化、科技化程度的显著提升,5G技术领跑全球,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逐渐提高,使得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不断上升,文化消费结构显著升级,文化传媒企业在我国市场方兴未艾。鉴于文化传媒企业本身“轻资产”的属性,其并购普遍存在着“高估值、高溢价、高业绩承诺”的现象,并购形成高额商誉已成为该行业新的发展态势。但是,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下滑和并购重组业绩承诺的逐步到期,产生的减值风险也随着商誉的累计不断增加,多数企业受到巨额商誉减值的影响。根据2019年4月30日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披露的2018年年报,大量企业因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导致业绩下滑乃至亏损,而其中轻资产的文化传媒企业尤为突出,行业内“业绩变脸”等乱象频发。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文化传媒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形成了高额的商誉之外,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也未有效地促使企业正确且相对合理地反映商誉的真实数额。因此,对于商誉规模不断累积的文化传媒企业来说,针对其并购形成高额商誉的原因以及高额商誉已形成之后的后续计量问题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迫切。本文基于商誉形成原因及后续计量两个角度对巨额商誉产生的源头以及后续如何消化巨额商誉进行全面剖析。结合慈文传媒收购赞成科技形成高额商誉后又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导致企业巨额亏损的典型案例,探究文化传媒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形成高额商誉的原因,并在高额商誉形成之后进一步探究现行商誉减值测试法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综合对比分析减值测试、系统摊销以及减值与摊销并行三种商誉后续计量方法,揭示不同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影响。分析得出高额商誉的形成以及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选择会给企业积累巨大的商誉减值风险,并且研究发现商誉减值测试法的使用会间接导致高额商誉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针对如何避免形成高额商誉即降低并购过程中的商誉数额方面给出相应的建议。而对于如何化解已经形成的高额商誉,则要从商誉后续计量方法上进行思考,从改进现行商誉后续计量减值测试法以及采用摊销与减值测试法相结合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