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在《十月》(第3期)上刊登了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该剧本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爱国的故事,一年后,彭浩导演据此拍摄的电影《太阳和人》在文坛甚至政界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各种批评言论如潮水般涌来。30多年来,一些学者从政治与文学关系、文学体制等角度进一步对其进行探究,但大多学者都只是选择一个侧面切入分析,并没有将其放置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进行观照。无论是《苦恋》作品本身还是作品所引发的批判,都在整个文学史中具有重大意义,应该引起重视。本文通过相关史料和批评文章的收集整理,运用诸多相关理论知识,结合“《苦恋》风波”发生的特定历史语境,站在文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解读。本文以《苦恋》作品及其所引发的“风波”为立足点,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和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及国际社会状况的分析来完成对“《苦恋》风波”的解读。在新时期之初,该作品的发表推波助澜地助长了整个社会原本就已经滋生了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情绪和信仰危机,从而使得党在新时期之初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也遭到质疑,动摇了其实施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不利于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为了消除质疑、缓解焦虑,党的领导人站在政治的高度从国家大局出发对《苦恋》做出了不恰当的政治“批判”(准确地说是政策批判)。因此可以说,“《苦恋》风波”的发生主要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以及社会思潮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表现出来的对于《苦恋》剧本的过度关注。在“《苦恋》风波”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文学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是文学与党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社会主义的文学体制一直发挥着激励与规约的作用,但是其在某些环节存在或多或少的弊端,一些所谓的异质话语(诸如《苦恋》)才获得了适度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