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态批判的重要资源，生态神学批评的核心恰恰是马克思所揭示、阐发和批判的资本逻辑，并认为资本逻辑不过是罪的逻辑的表现。　　从生态哲学对生态关系的理解来看，生态神学认为:创造是生态关系的展开，受造者本当以创造者为主，住在造物主手里，共享同在的生态关系;人却拒绝受造本质，离开上帝，成为自主，甚至攫取上帝主权，做自然的主人，而破坏了生态位（身分本位），破坏了“人-神-自然”的生态关系。被罪捆绑的人更堕落为利益追逐者，以金钱等有形无形的偶像为主而被奴役，他有主权的一切也都沦为不在手之物。当世界被上帝放手不管（任凭）时，罪并财富的积累使金钱成为资本，成为世界的无情主宰而掌控了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人类认为可控的东西都结果地沦为资本逻辑强力运行的附庸:剥夺生态环境成为资本逻辑运行的后果和条件，科学技术被资本逻辑化后成为一种新宗教而把人类进一步推入异化深渊，资本逻辑带来的社会宗教化和教会偶像化更使社会的生态关系和教会与上帝的关系遭到破坏而加剧世界堕入末世状态。但人心一旦悔改归回上帝，不再以利益为主，并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复活”这个上帝的拯救来打破罪的逻辑，修复“人-神-自然”同在的生态关系，使受造界回到在手状态;资本逻辑无所作为了，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就能得到释放。当然，生态神学破解资本逻辑和生态环境问题的一揽子方案，除本文未予讨论的“圣灵的工作”外，还强调生态伦理、生态公义、生态灵修等生命的内在更新和“不求自己益处”的生态经济、“以爱为旗”的生态政治、“与上帝和好同在，与自然友好同居”的生态生活等全面的外在活出。　　这些探讨在生态神学里既有理论自洽性，又有实践可能性;在哲学中也因公共价值而受关注;存同存异、同舟共济等主张更值得我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有所借鉴。但其理论限度和实践限度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养分，也难超越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其实践诉求更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实践携手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能营造在手的家园，实现诗意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