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基石,既是人们追求的福祉,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基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民工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及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等背景情况,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和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为基础,梳理了健康经济学领域和劳动经济学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健康人力资本为主线,首先研究了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然后以迁移之后的农村劳动力,即农民工为对象,研究了健康对其在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之后从提升农民工健康资本存量的目的出发,实证分析了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工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分别以自评健康SRH、身高、身体质量指数BMI和“近三个月患病”作为综合、长期、中期和短期健康指标,构建二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中存在健康自选择机制,但是以不同指标反映的健康情况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还表现出性别、年龄、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其次,以迁移后的农村劳动力,即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研究健康对其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作用。为解决农民工健康、工作时间和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内生性,本文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将三者纳入到一个体系中,似不相关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对农民工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体现为健康与农民工收入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健康与农民工工作时间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健康状况越好,收入水平越高,同时收入越高,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健康与其工作时间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农民工普遍工作时间过长,部分农民工进城之后健康情况出现恶化,并且超时劳动已经成为农民工健康情况变差的主要因素。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即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其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越低,从事的是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作,反过来,超长时间工作损害了其健康,但由于劳动市场制度对工人工作时间选择的限制,在健康情况变差的情况下,农民工只能选择退出劳动市场或者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坚持劳动。最后一个核心章节分别以“全年医疗支出”和“近三个月医疗支出”表示常规医疗服务利用,以“自付医疗费用的相对值”作为医疗负担,以“健康体检”表示对预防保健医疗服务的利用,分别运用两部模型、Heckman选择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工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医疗保险尚未实现对农民工全覆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农民工参与的医疗保险类别中占主要比例;与未参保农民工相比,参加医疗保险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生病后的就医概率,但在常规性医疗服务使用方面,新农合未能有效发挥作用,而是抑制了农民工的医疗支出,其他医疗保险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医疗支出;医疗保险主要表现为大病保障,但覆盖范围小,报销比例低;农民工对预防保健的利用并不积极,通常在遭遇疾病冲击之后才产生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即农民工对医疗服务的消费尚处于维持基本健康的层次。综合以上研究,本文的研究勾勒了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健康、迁移、劳动力市场表现及其医疗服务利用方面的动态画面:(1)农村劳动力迁移之前,健康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之一;(2)农村劳动力迁移之后,健康又是影响其在劳动市场上表现的重要因素;(3)由于收入水平的制约,在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下,农民工对常规性医疗服务的有效需求尚未完全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