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先锋小说与“个人性”的关系的角度，描述了80年代至90年代的先锋小说及其研究在建构“个人”的合法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早年生活的书写是先锋小说家写作的重要构成，其中的“童年记忆”显示了这一代作家的“自我意识”的最初形态：非成人和非社会是其根本特征；而“成长经验”则直接建立起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新的认知关系。在80年代，先锋小说是以在“怎么写”的叙述形式层面的革命为文坛所注目的，对“形式”的强调是80年代文学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摆脱出来的“文学重返自身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逻辑结果，也是个人从社会和群体中独立出来的文化思潮在文学领域的投射。因此在先锋小说的“形式”背后，其实是有一整套新的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观念内容在起作用的，形式与内容相互配置、形式和“自我”又彼此同构。正如“纯文学”被认为只有在不断排除“非文学负载”的情况下才能走向独立一样，个体也只有脱离政治、社会等外在性因素的制约才能实现“自我”的解放和自由。在对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解释框架内，剔除了外在性的“自我”本身具有内在性，但到了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视野中，这种内在性也在“拆除深度意义模式”和“平面化叙述”中被无形消解了。而在祛除了外在性和内在性之后，后现代主义的“个人性”获得了最后的理论确认与表达，但这样的“自我”本身并不稳定和可靠，它仅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建构起来的个体化理论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