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自中亚独立以来,就介入中亚,是中亚棋盘上的重要棋手。在进入中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欧盟并没有全面系统的中亚战略,鉴于欧盟超主权联盟的特性,欧盟的共同外交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外交政策分析(FPA)视阈下的官僚组织模型理论对分析和研究同样是官僚组织的欧盟的中亚战略的形成及其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2007年欧盟—中亚新伙伴关系建立后,雄心勃勃的欧盟从能源、安全、经济发展、贸易、运输通道、人权、法制和教育七个领域全面进入中亚,但受限于援助资金的有限和中亚政府的限制,随着战略推进,欧盟的中亚战略逐渐集中于能源、安全、价值观三个领域。由于欧盟并不能在中亚区域安全上提供本质性的保障以及欧盟一贯推行的“价值规范”,虽跟随美国进入中亚,但采取与美国“颜色革命”颠覆政权式的激烈手段不同,欧盟选择以更为温和的援助手段来实现中亚国家政治经济的转型,现实该区域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变革。欧盟中亚战略的两个重心是价值观外交和利益外交,随着“9·11”事件、“俄乌天然气争端”、“乌克兰革命”等一系列影响国际地区局势变化的重大事件使两个重心交替主导中亚战略的走向。援助是欧盟中亚战略实现的主要途径,呈现出国别援助和发展援助为主导、地区援助和主题性援助为辅助的特点,近些年来欧盟在不断加大对中亚的战略投入,力求扩大其在中亚的中亚的存在和影响,在政治、经济、教育、安全、能源领域都取得积极成效,但总体来说其在中亚的存在和影响程度还是处在大国博弈的“第二梯队”。欧盟中亚战略的主要困境来自于欧盟中亚政策地位不准确以及自身的虚弱、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参差不齐民族领土纠纷不断以及域外其他大国的激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