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地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同时,西北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着四十多个民族。西部大开发以来,对于西北的经济建设、民族、民生等问题大众媒介从未停止过报道。但相关研究者也指出,近年来,报纸呈现的西北报道出现了刻板化、单一性、人文关怀不足等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得失。抗日战争后,1946年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放缓,西北民族、经济、环境、民生等问题暴露出来,与现阶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人报纸之一,《大公报》以多元、生动的笔触展现了1946年西北民族、内战、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生态,对于不同议题的报道,呈现出特有的立场。对民族议题的报道《大公报》坚守“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同时反思“大汉民族主义倾向”,积极拥护少数民族自治,为“民族平等”的实现创造舆论环境；对内战议题的报道,《大公报》谨慎地采取客观平衡的报道方式,在对战争的报道中突显民间疾苦,进而发出“反战”的呼求；对民生的报道《大公报》则从经济、农业、教育、文化等多元角度出发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西北,行文中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不仅如此,《大公报》还就环境保护、边疆教育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体现出报人们的先见思想。本文以1946年《大公报》对中国西北的报道为研究对象,以文本分析法展现了《大公报》对彼时西北民族、内战、民生议题的报道方式、立场与情感,论文结合当今西北报道存在的问题,提出对民族与边疆的报道应该避免刻板化倾向,注重从多元角度报道,报道要有问题意识,要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等建议,以供当今媒体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