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随着人类工业化进程加快,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化石能源使用,人为地增加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产生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又产生全球性气候问题,加剧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扰乱地球生态系统平衡。这些问题己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国际社会开始共同协商和研究解决气候问题的有效办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开始从全球气候问题的角度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从本国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出发,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推进低碳经济战略,实施低碳经济政策。　　 本文在假定温室效应产生气候问题,必须以低碳经济的生存方式来解决的前提下,探讨应该采取怎样的低碳政策或激励机制才能有效地解决气候问题这样的市场失灵,实现环境收益和经济收益的双重目标,实现国际低碳合作互利与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和谐统一。研究重点是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研究低碳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与低碳经济紧密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气候的适应性问题、运输与工业部门能源效率的提升、新能源开发与研究、低碳科技、CO2捕捉与封存、碳汇的提升等等方面不能进行详细的论述。　　 与一般的区域性环境问题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的气候问题具有多边外部性、跨期性和全球性公共品的经济学特征,应对气候问题、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　　 1)从基础经济学角度,应该使用怎样的政策工具和市场激励机制应对气候问题、发展低碳经济?　　 2)从国际气候问题角度,目前推行的国际气候协议的激励机制是怎样的?实施效率如何?“后京都”谈判形势怎样?未来国际气候制度建设走势将是怎样的?我们将如何应对美国针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提出碳关税政策?我们从国际上部分国家推行低碳战略的经验和措施方面得到怎样的启示?　　 3)从国内低碳政策体系建设角度,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和主张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应该选择怎样的政策工具(体系)?具体剑我国应该建立怎样的市场激励机制?如何适时发展碳金融?是否该征收碳税?一个包含碳交易和碳税的混合机制是否更适合中国国情?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在深入研究低碳经济的经济学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国际气候合作与谈判、国内低碳经济政策选择与机制设计两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得出一个多层次的混合政策体系更符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后京都”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治理机制,以及我国碳减排的经济激励机制建设构想和建议。　　 首先,本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模型,解释了低碳经济所存在的全球性公共品、多边外部性和跨期性的经济学特性,进一步论证了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理论上任何单一的政策工具都能有效解决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市场失灵,使外部性内部化,通过帕累托的改进,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　　 其次,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全球性公共品特性,国际社会不得不在谈判与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和实施国际气候协议来解决气候问题。各国在气候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Michael Finus,2001),也存在着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全球环境效益与国内经济收益的矛盾等问题,使得国际气候合同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每个国家都会倾向于更少地付出减排的努力,承担更少的气候责任,而更多地获得排放收益,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本文运用合同理论的方法和模型考察了国际气候合同的实施和执行情况。　　 第三,在一个国家内部应对气候和环境问题,也存在着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国家集体理性和厂商个体理性的冲突,厂商也存在着“搭便车”的行为,因此每一项政策工具的使用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出现逆向选择,甚至存在政策的不完全执行情况,从而影响政策的实施效益,混合政策工具的使用要比单一政策的使用具有更高的效益。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和理论思考,本文认为低碳经济的研究不能只孤立地研究本国的战略或政策思路,应该统筹考虑国际气候协议及气候制度、其他国家的战略思路与政策及本国经济发展状况,因此本文的逻辑框架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基础性的研究。此部分内容深入剖析低碳经济的经济学特性及政策工具的选择。根据温室气体的自然属性得出低碳经济具有: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全球性公共品和时间上存在着跨期问题。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市场失灵,需要政策的规制政策来解决,包括技术标准和限额制的“命令-控制”政策工具;排放权交易和税收的市场激励手段,以及现实中采用的行业自律、宣传教育、质量认证、产品标签等政策体系。本文进一步论述了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治理机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学分析,分析了“后京都”的国际气候合作与谈判形势。　　 二是国际形势研究。具有全球性公共品特征的温室气体排放是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解决的,此部分重点分析当前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治理机制和国际气候协议,包括,理论上研究了国际气候协议中存在的问题和运行的机制,系统地分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框架下《京都协议书》的形成、发展、内容和运行机制,对“后京都时代”的谈判进程及成果也进行了研究;同时运用合同理论模型进一步研究了在存在“搭便车”机会主义行为的情况下,国际气候合作将会在信息不对称下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情况,参与减排的国家都不是同质的,必存在高排放国家或低排放国家,高排放国家有模仿低排放国家的行为以承担更低的减排责任,而且任何国家都愿意选择努力程度低的趋势照常行动(BAU),而不愿选择努力成本高的目标减排,因此在实现国际环境效益次优的情况下,会产生国际气候合同执行效率的扭曲与次优的福利分配。本文还进一步比较分析欧盟地区、美国、日本、英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低碳经济战略和政策选择,许多国家开始在能源政策、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贸易政策等方面进行战略调整,并倾向于采用一个多层次的混合政策体系推进低碳经济转型。针对未来的气候治理机制,本文提出:“后京都”时期应建立一个公平公正、信息透明、经济有效、环境友好的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治理机制,建立一个多边、多轨、弹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三是国内思路研究。本文重点研究了解决气候问题运用最多的市场激励机制,包括排放权交易、碳税,以及它们的混合机制,深入分析了当前碳排放权交易的运行机制、碳金融现状和特点,也阐述了征收碳税的理论依据和利弊分析,同时提出碳税应用于碳排放权交易中所形成的混合机制更有效,碳税将在其中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混合机制也将是未来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一个新趋势;本文运用合同理论的方法,论证了在不对称信息下规制者与厂商之间将存在逆向选择,高排放的厂商将产生“顶端有效率”,本文还论证了混合低碳政策比单一低碳政策更有效率。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低碳政策选择,分析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点及面临的挑战,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主要立场和主张,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政策行动,以及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经济激励机制;建立一个多层次的低碳混合政策体系将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最优的政策选择,通过有效低碳政策的实施,最终实现低碳发展。我国2009年11月底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提出的“清晰的量化目标”,可根据这一目标进行制度设计,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中心,使之成为亚洲的交易中心之一:通过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使中国的碳交易能与国际其他国家的碳交易市场进行对接,引导国际的技术资金投资于我国的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