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但环保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党的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得到重视,非法捕捞行为逐渐引起社会关注,非法捕捞水产行为的法律调整也经历从《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再到《刑法》的过程。近几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逐渐被提上日程。现有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这一罪名是在1979年刑法中创制并与1997年刑法修改而得到完善的,其修改完善的重大变化在于由“经济利益”客体转化为“环境利益”客体,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生态环保事业的发展演变轨迹。虽然刑法三百四十条规定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其罪状描述比较抽象,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适用存在一定的争议。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一系列有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文件的出台,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受到严厉打击,从长江上游地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近年来办理的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来看,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司法适用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司法的“找法”困境。其原因在于:第一,“情节严重”入罪把握尺度不一;第二,刑法规定不明确;第三,同一行为不确定的法律指引,根本原因在于刑法对第三百四十条规定具有模糊性,当前需要在推进生态法治建设的根本要求下,优化完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立法、执法、司法,具体而言,第一微观上进一步明确本罪的构成要件;第二宏观上建立司法适用的制度保障;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规范衔接,刑事打击与手法激励有序互动。本文共分为三大部分,即引言、正文和结论。其中,正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立法进程。这部分内容通过国家对渔业法规的保护以及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法沿革的阐述,来了解本罪立法上有哪些问题,为后面部分立法上提供建议做铺垫。第二部分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实践动态进行重点分析阐述。本部分选取了自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受理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通过对搜集的案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出近四年内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基本情况、刑期及罚金的情况、刑罚辅助措施的使用等使用情况,为分析非法捕捞水产品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打下基础,其中实践困境主要是司法的“找法”困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断裂困境、司法的“角色”困境三个方面。第三部分是完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适用中问题的建议。经过分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实践困境之后提出相关针对性建议。这部分一方面从微观层面进一步明确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构成要件,司法解释对法条中的“非法”、“禁用工具”、“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认定。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建立司法适用的制度保障,包括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规范衔接、刑事打击与守法激励有序互动。最后立法上刑法条款与环保法律有机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