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扒窃作为新增的盗窃罪的法定罪状之一，被正式写入刑法之中。扒窃经历了一系列的立法沿革，由早期的扒窃仅作行政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到进一步的在盗窃罪中入罪数额的规定，再到将次数标准作为入罪条件，直至此次将扒窃直接作为盗窃罪的罪状之一，这是刑法在不断的社会发展中作出的自我完善。然而，由于此次只规定了扒窃行为独立入罪，却没有对扒窃行为的概念、行为构造、表现形式、入罪标准等作出叙述和说明，由此引发理论界对扒窃行为概念本身和有关刑法条文理解上的争议。扒窃行为的相关理论将直接决定某种行为是否可以构成扒窃型盗窃罪,关系到某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首先，要正确界定扒窃行为的概念。笔者陈列介绍了目前理论界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关于扒窃行为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讨论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对扒窃行为如何进行界定才是合理的，才能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在此基础上，笔者从主客观方面以及扒窃行为独立入刑前对扒窃处罚的困境方面讨论了扒窃行为独立入刑的合理性。其次，要准确界定扒窃行为，还必须明确扒窃行为的构造，笔者从扒窃行为的方式、扒窃行为的对象、扒窃行为的场所三个方面对扒窃行为的构造进行了分析。再次，是扒窃行为的认定。一是，我们要明确刑法中的扒窃行为与一般违法扒窃行为的界限，即对扒窃行为的入罪标准的探讨；二是，我们有必要对扒窃行为的着手进行分析。三是，扒窃行为与相关行为的界限。携带凶器不是扒窃行为的必要条件之一，凶器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因罪名、时段的不同而不同，具有相对灵活性和丰富的内涵。最后，是对扒窃行为与抢夺行为的区分，扒窃行为要求和平取财，而抢夺行为要求暴力手段取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