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出版社是1935年创办于上海的一家中等规模的民营出版机构,运营时间长达19年,出版了大量颇具艺术性的“文学丛书”,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本论文既聚焦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理念与编辑策略,更聚焦于该社出版的“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体、这些“文学丛书”的特色、这些“文学丛书”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关系以及它们的历史贡献。这五个方面基于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主编、“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作品特色与现代文学发展之关系及其历史贡献,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文化生活出版社主要由巴金与吴朗西两人主持,巴金负责编务和组稿工作,吴朗西则主要负责资金的筹备和出版发行等业务。该社负责编务的核心人物是巴金,尽管他早期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在编辑方针上他采取“兼容并包”的主张,编辑“文学丛书”时打破地域之隔,破除门户偏见,广泛选取出版了不同类型、不同派别的图书。同时,巴金关注“现实人生”的题材倾向,还延续了《文学季刊》的编选风格。作为主编,巴金认为文学编辑活动是“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一种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都把自己视为作家和读者的“朋友”,他也始终重视“作者”和“读者”。该社建国前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抗战前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和抗战后艰难恢复的重建期。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体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即涵盖面很广,既有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其他一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左翼文学青年,如胡风、萧红、萧军、周文、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等;也有京派作家,特别是为《水星》和《文学季刊》等刊物投稿的作者;另外,还有巴金在上海的朋友,如丽尼、朱洗、吴朗西、陆鑫等。总之,“南北”两地的青年作家显得十分突出。许多作家拥有多重身份,如丽尼既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翻译家,又是出版社编辑;许多作者既是作家,又是译者,他们的创作与译作为文生社“文学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提供了充沛的稿源。除了青年作家群外,该社的“文学丛书”还拥有像鲁迅、茅盾等人,他们形成一个“文坛老将”作者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书”多达24套。这些“文学丛书”总体特点是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思想内容上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文化,在艺术上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特征。《文化生活丛刊》与《译文丛书》中的大量译作源自苏俄文学,这些作品内容上更多地偏向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表现出了编者对现实主义类文学作品的青睐。该社出版的“文学丛书”的大量也表现出突出的现实主义特色,如《文学丛刊》中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路》和张天翼的《团圆》等,大都是以表现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为主要思想内容。此外,诸多“文学丛书”的诸多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既有时代内涵,又有审美特质,如《呐喊小丛书》《烽火小丛书》等战时“文学丛书”。这些“文学丛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刊物的发行上主张平民价格,在装帧设计和包装上力求朴素典雅,并对当时身处于底层的青年作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关照”,出版了诸如陆螽的散文、李广田的随笔、曹禺的戏剧、何其芳的诗歌等作品,这些主张总体上表现出了文生社在出版特色上“平凡人”的哲学追求。巴金在主持《译文丛书》的出版工作时,凡是外国的佳作,他都组织人有计划性、有重点地进行翻译,这体现出文生社在出版上还讲究计划性、系统性的外国文学译介这一特点。此外,巴金自己还对《屠格涅夫选集》这一套文学名著进行了计划性、系统性的翻译和出版整理,由此可见出文生社“文学丛书”独有的文化个性与出版特色。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化贡献不仅体现在其注重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并举,实现了以广告设计来带动出版发展,而且其文学作品对五四新文学精神有着极大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出版社不仅出版了大量的新人新作,主张所出版的作品要中西文化并包;另外,巴金、陆蠡等人还亲自撰写广告词,这些广告词具有散文化、随笔化的语调,既便于读者理解全文大意,而且精练的语言、优美的文笔,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推进了图书的宣传推广。此外,这些“文学丛书”还团结了一大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促进了对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这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其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