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对中欧双方来说都是意义非常。从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交到现在三十七年来,尽管中欧双方都对双边关系寄予厚望,仍不免波动与变化。对于中欧间关系发展的过程,身份和认知因素可以做出强有力的解释。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欧盟对华身份认知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主要因素。文章从建构主义国家身份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欧盟/欧共体对华国家身份认知如何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继而如何影响其对华利益界定和行为规范,最后对中欧关系造成影响。建构主义基于本体论提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具有国家身份,国家身份在国际关系中界定行为体的利益,利益规范着行为。身份的建构依赖于行为体所处的国际合作文化,并可以为其他行为体所认知。这为分析中欧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欧在冷战时期可以形成合作,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新世纪却经历摩擦。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欧盟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欧盟/欧共体的对华政策随之发生变化,造成中欧关系的变迁。国家身份在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合作文化的大背景中,通过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被建构,其他行为体在互动的过程中会对这种国家身份进行认知,这种认知同样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合作文化这样的外在环境和国家力量、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等内在属性影响,最后建构该行为体自身的身份,这种身份与之前它所认知的对方身份相对应,能够界定其在双边关系中的利益和需求,进而规范其外交行为和政策,最终影响双边关系。本文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梳理欧盟对华身份认知的演变历程,分析中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回顾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双边关系经历了五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欧盟对华身份的认知,它们分别是“中国开放论”,“中国崩溃论”,“中国伙伴论”,“中国挑战论”,“中国责任论”,同时,每个认知有相应的中国国家身份,即国际社会的初级参与者,保守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熟的伙伴,最重大的挑战和应承担更多责任的大国。每一个阶段欧盟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界定不同的欧盟对华利益,导致不同的对华政策和行动,从而影响着中欧关系。这种认知与双边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动态的,随着国际体系及合作文化的转变,加上中欧双方的互动,中国的国家身份会发生变化,欧盟会形成新的对华身份认知,并重新界定和规范对华利益及行为,再次对中欧关系产生作用。这样的身份和认知转变导致了中欧关系的变动,通过对中欧关系演变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欧盟对华积极的身份认知能够使中欧之间形成合作,促成良好的双边关系,而消极的认知则会造成中欧关系的裂痕。展望中欧关系,虽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差异等因素,双边关系仍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通过增进双方间的理解,扩大共有知识,一个良性而稳定的中欧关系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