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散文”，其实应该被析分为互有关联，又显存差异的文学概念，即：“古典散文”和“现代白话散文”(以下简称“现代散文”)。从传统的“诗、文／韵、散”对分下的古典散文向立基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分的文学格局中的现代散文的转型，绝不仅仅是语言工具即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换，更是作者内在文学精神的彻底变革。与古典散文带有相当强烈的“外向”色彩殊异，现代散文是散文文体的一次历史性的“内转”。本文通过引入“心魂”的概念，认为现代散文的最终指向，就是对写作者个人心魂即人的无限广阔、无限辽远而又复杂多态的心灵领域的充分开放和本真展呈，这一点，是在写作者坚持“个人性”的前提下，与“抒情性”紧密地纽结在一起的，而且，现代散文从根柢上来讲是“抒情性”的。本文从这样的理论预设出发分三部分对茅盾散文做出了全新的分析。如果说茅盾的抒情散文是茅盾散文中最具艺术性的部分，那么，叙事散文就是最具价值的部分。相较而言，他的大部分议论性散文则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从纵向的史的纬度回顾茅盾抒情散文的创作历程，通过引入源自“新批评”派的“复义”(Ambiguity)概念，本文得出了与此前的研究者们恰恰相反的结论：随着作者思想、心态的不断变化，以及政治、文化角色的转换所带来的写作身份和心态的内在转化，其“心魂”也不断受到来自主体理性的强大规约，逐渐从“月映万川”式的多姿多态了趋向简单和归一。表现在具体的散文文本中的，就是“复义”的不断减少，艺术表现手法由丰富到单一，艺术性逐渐减弱的过程。茅盾叙事散文的价值，主要来源于他对社会世相“切实的记载”和利用“社会科学理论”对此进行的分析。这样的“记载”和“分析”使茅盾的叙事散文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政治史、经济史、甚至是社会史的价值。不过，文体上的混杂无边和过强的理性言说的企图对情感灌注的压抑，也使这种价值受到了削弱。茅盾的议论性散文则大多是宣传性大于文学性，失落了批判性言说所要求的思想自由，显得苍白和脆弱。综观茅盾的散文，由于作者在其一生中不断地在党派政策的宣讲者和独立的文化人士之间进行着身份转换，他的心魂也随之在开放与遮蔽之间徘徊与摇摆。一些作品因为与其初成时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有着过于密切的关联，同时，时时盘旋其上的理性言说的魅影对于作者情感的自由表达的规训又是异常的明显和强烈，从而在“时过境迁”之后缺乏一种为后世的读者所渴求和追寻的“超越性”的文学品格。当然，坚持“个人性”和“抒情性”只是评判现代散文作品的一个维度，而茅盾散文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广远地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