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在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视阈下,秉持更为开放的文学观念,以更为超脱的视角,在文学与图影互为参证的逻辑框架下展开梳理和分析,努力绘制出两者之间流转的基本脉络,从而获致一种对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新阐释,并藉此推演到新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取得自我突破的议题。作为文化建构和文艺发展的参照物与参与者,图影与现代文学进程之间一直存在着互文与互动的潜在关联。因此本文首先要把文学自身发展与所置身的视觉化语境结合起来分析,以其间的图影作为坐标点或参照物,藉此映射、镜鉴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建构与转型的种种问题。第二个层面则重点分析图影与文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创生的嬗变关系,努力呈现出视觉化语境中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别样图景。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首先论述现代中国文艺发展中文学与图影之间的基本脉络。分别从图影的嬗变及视觉文化语境建构两个层面进行论述。首先从《点石斋画报》入手,重点阐明其在视觉启蒙上的意义,从文学叙事角度审视图文转换的视觉化历程及其内在的文化关系变迁,明确视觉化语境对于现代文学书写的影响与渗透,从一种超越文学文本的角度,建立一种多维的文学史观念。其次,以主体性、互文性、建构性作为前置条件,通过对作为一种文学史参照物的“图影”进行分析,逐步厘清文学视阈中的图影谱系,并从这种谱系中绘制出传统和现代、西方和本土纠结的文化表征和图文共建的文化景观。第二部分主要以比亚兹莱、麦绥莱勒和珂勒惠支三位西方版画家作为参照系来折射现代中国文艺场域内的现代性景观。比亚兹莱是英国的天才画家,他所作的莎乐美配图和其后为《黄面志》、《萨伏伊》杂志所做的插画,有着颓废、讽刺、唯美的多元情致,而考察其在中国文坛传播、接受和重塑的历程,恰好可以折射出其时文坛的形形色色,从西方绘画的途径建构二三十年代文艺现代性景观。除了比亚兹莱,麦绥莱勒的连环版画在中国的流布同样激起各个文化阵营中作家文人迥然不同的反应,其在中国文艺界激起的波澜真实而直观地折射出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政治、文学、艺术等理念的激荡；相对而言,珂勒惠支是更具左翼色彩的版画家,但其作品即有基层民众的革命意识,又能抵至人性深处,所以深为鲁迅所推崇。本节首先勾勒珂勒惠支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以此绘制出现代中国文艺场域内意识形态反馈的版图,呈现出其时左翼文坛的特殊风景。最后则择取深受珂勒惠支版画风格影响的文学文本进行视觉化分析,审视作为“图影”的珂勒惠支版画与文学在艺术层面的交流与互动。第三部分则从现代中国文艺视觉化语境下观看与书写的角度分析文学和图影的流转。首先从上海都市现代化的光影与新感觉派小说入手,以穆时英、刘呐鸥两位小说家作为范本,剖析其以可视化的特殊方式表达欲望,以现代化的修辞手段来形塑都市现代性的特质,从而探讨都市叙事与城市修辞的问题。另外,施蛰存的小说与穆时英、刘呐鸥等的作品虽有部分一致性,但其在文体方面的实验显然更为深入。其早先意识流的心理小说,着力绘制个人心理版图,而其后期的作品则较为重视一种内心世界的视觉化。施蛰存现代主义形式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意味,是一种典范意义上的文体现代性体现,因此也是本部分重点分析的内容。再次,结合张爱玲的小说与“画论”,来分析西方艺术与其小说的叙事伦理的关系。本文将其作品与西方绘画并置阅读,由其“观看”见其“书写”。从而图绘出大时代背景下张爱玲虚无的个体生命意识。第四部分重点分析现代中国文艺在不同文化空间的现代性建构,以遥相映衬的两个文化空间——上海和延安——作为范本进行分析,梳理出大众视域内文学与图影流转的核心问题。上海作为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交汇的现代空间,除去建构了华洋杂处环境下的公共趣味,形成了现代文艺的视觉语境之外,还衍生出作为“大众”主体的新市民。而这一文化空间中的雅俗流变更是涉及了大众文化的养成和发展,因此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1920年代以后,除了画报等现代传播媒介,作为一种“图影”的电影同样也成为雅俗交汇的公共文化空间,鲁迅、周瘦鹃、张恨水、张爱玲、刘呐鸥、穆时英等作家在电影院中的“看”与在书斋中的“写”,多多少少都有着内在联系,因此本节进行了部分分析。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视觉力量带来的冲击,在有着不同文化记忆、生命体验的作家那里,形成了不同的心灵景观和文化想象,值得关注。另外,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延安作为另一种文化中心,其间文学艺术的流变是现代中国文艺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延安在革命文艺的元叙事下,如何完成“五四”文学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其实也涉及到“大众”主体性的问题。以往对这种转变的理论描述多有暧昧不清的地方,而如果通过延安文化空间中图影变迁的角度去分析,则会更为真切、直观地从视觉层面看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逐渐成型的革命文艺建制对文学、艺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可以看到在政治力量介入后文学艺术“民间化”“革命化”的得与失——对于现代中国文艺研究而言,无疑可以拓展一个新的研究空间。第五部分择取与现代中国文艺发展休戚相关的鲁迅与张爱玲作为考察个案,首先从鲁迅三帧个人影像作为视觉化文本来分析其自我情怀和国族想象,即择取在其日本留学期间、1927年厦门时期及生命最后阶段的三幅照片加以分析,从视觉性身体的象征层面,解读影像背后的思想意识形态与艺术观念,从而探究其思想变迁和文学创作的深层动因。其次,从四位画家给鲁迅作的画像中看社会各阶层对鲁迅的形象塑造,冀由此折射出不同立场之群体的文化态度和文学理念,努力建构一种文学解读的新途径,更意图通过这种作为时代镜像的图影的解读烛照鲁迅文艺思想研究的盲区。最后则通过分析张爱玲晚年《对照记》的撰述,从个人影像志的角度深入探究其思想深处的关于个人、家族与社会公共空间的诸种思考。总之,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将现代中国文艺发展进程中的文学和图影并置在视觉语境下进行解读,重新阐释文学与图影之间的流转,并藉此探究视觉力量对文学文本产生的影响,管窥各种文化力量的制衡和博弈,必将获得对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一种新的解读途径,从而建构更具开放性和历史品格的文学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