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究竟何以自处?此一问题向为海内外治中国近世之史者所关注。但在既往的研究中,论者要么认为商人民族情感全然缺失而视其为纯粹的“经济人”,要么论定商人是中国现代化的功臣而忽视其逐利的职业特征,要么在肯定其民族情感的同时又责难其逐利的本性,凡此种种,或各走极端而失其可观,或秉持二分法而貌似公允,实则无益于真正体认商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言论作为。 本文以商人民族情感与利益考量的交互作用为立论基础,以上海、天津两地为中心,对南京十年时期商人因应民族危机之道作一全新的审视。笔者按照时间顺序,首先探讨济南惨案之后,济南、上海、北京及天津各地商人的言论作为,继而分别考察九一八事变之后、淞沪抗战期间津沪两市商人的种种反应,进而探究在为时数年的华北危急中津沪商人的具体表现。最后一章则对1931—1934年之间的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计量检视。其中尤为关注因各地历史情景不同而导致的商人反应之差异,以及抵制日货这一反日手段给商人带来的特殊困境。 本文认为商人民族主义乃是一真实性的历史存在。面对民族危机,商人的国民身份顿时凸显,其反应与学生、工人大同而小异,同属民众民族主义这一层面。而其草根性特征,也决定了商人民族主义与政府的对外政策之间,趋同与离异并存不悖。但作为近代中国民众民族主义主要表达方式之一的经济绝交运动,却往往导致商人独自承担民族久远的历史责任,因而其中的冲突紧张亦在所难免。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