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考察与研究蒲柏诗歌的道德内容与伦理思想。通过对蒲柏诗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发现并阐释其诗歌表现的“和谐与秩序”的基本伦理思想，揭示这一思想的多层内涵及其特点，探讨其形成的思想传统与历史渊源。“和谐与秩序”是贯穿于蒲柏诗歌创作中最重要而突出的伦理思想，也是他毕生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但是，“和谐与秩序”学说并非蒲柏的独创，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它是千百年来西方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蒲柏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十八世纪英国理性时代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原则。他在创作中遵循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原则，这与当时提倡理性的社会审美趣味是一致的。蒲柏注重文学的道德功能与教诲作用，强调诗歌的趣味性与道德教诲相结合。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提倡的“寓教于乐”的思想。他的诗歌倾向于以理性来维护现存的社会伦理与政治秩序，主张在理性指导下调和情感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并极力将两者统一起来，使它们和谐一致。尽管蒲柏常常利用诗歌对腐朽的朝政和堕落的文坛进行讽刺和鞭挞，但他对于现存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却持保守态度。因此，蒲柏在创作中继承了古希腊伦理思想传统，主张遵循“中庸”的伦理思想，以实现其理想中道德调和的目的。 本论文结合时代转型期所具有的特征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挖掘蒲柏诗歌中的“和谐”思想所蕴涵的多层意义，讨论诗歌中出现的各种概念，如自然、理性、得体、适度、中庸、秩序等，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交织或互补的关系，从整体上阐释他在诗歌创作中所坚持的“和谐与秩序”的伦理思想。 本论文立足于具体文本，主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并结合精神分析法、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新批评等方法，对蒲柏早期的三部主要作品《论批评》、《夺发记》和《温沙森林》，晚期的两部伦理诗歌《人论》和《道德论》，自传诗歌《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以及大型仿英雄史诗《群愚史记》进行文本细读，以分析其表现的道德特征和蕴含的伦理思想，并探讨其渊源和发展轨迹。 本论文由八个部分组成。 导论：介绍蒲柏生活的历史时代，即十八世纪初期英国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潮的时代背景，蒲柏的文学生涯和诗歌创作及其创作思想，蒲柏的国内外研究历史和现状以及研究意义，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土题利方法。 第一章讨论了和谐与秩序思想的萌芽在《温沙森林》中的初步显露。诗歌在对古代神话的联想中，通过对英格兰南部温沙森林地区充满喜悦的描绘，融入了对过去英国历史上暴政的回顾和指责，和对当时安妮女王统治之下的斯图亚特王朝温和政治的赞美。诗歌抒发了蒲柏的爱国情感和对国家未来的稳定与和谐的美好憧憬。通过大自然、神话和人类历史这三个方面的描绘，蒲柏阐述并揭示了寓于矛盾与冲突之中的“和谐与秩序”思想的深刻内涵。“和谐与秩序”思想是蒲柏在诗歌中从始至终所要探索与阐述的伦理思想。第二章分析和探讨《论批评》中的“自然”与和谐思想。蒲柏提出“自然”是检验艺术的最终标准，因此，判断一件艺术作品的优与劣，关键在于考察它是否合乎“自然”。蒲柏认为，对于美学与艺术的思考中始终包含着一个深厚的伦理学基础。因此，艺术要做到判断正确，就要求其备“正确的理性”；这就必须要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自然与理性的内在和谐与统一才是最重要的。在艺术判断上，各个局部因素的和谐统一才是真正美的象征，而衡量一个合格批评家的标准就是要集各种品质和谐地于一身，这就与艺术审美的标准相一致了。道德与艺术在“和谐”的视域里合二为一。《论批评》是蒲柏在诗歌创作中继《温沙森林》里对自然、和谐与秩序等概念的议论之后，在艺术审美的领域对自然、和谐与秩序思想进行的再思考与再阐述。 第三章主要分析蒲柏的仿英雄体叙事诗——《夺发记》。作者借助于“气精”与“地精”的观察视角以及他们自身的种种象征性行为，生动地再现了女主人公贝林达以及她所属的上流社会人们的精神面貌与道德实质，完成了诗歌道德主题的揭示，即社会交往中人们应当遵从诚实与节制的道德规则。蒲柏认为需要培养“明智”和“良好的心态”，才能拥有和保持真正的美德。人们只有依照理性的引导，使情感得到控制，才能使自己的言行变得文雅、得体与适度，才能应对和解决好一切问题，给社会带来和谐与秩序。《夺发记》的道德主题以及社会指导意义在于如何维护社会交往中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正常、稳定与文明的社会秩序。“和谐与秩序”始终是蒲柏伦理思想体系中的关键词。 第四章：蒲柏在《人论》中专门针对人的属性、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人的幸福等伦理问题的探讨，试图对自古以来众多思想家们在伦理、道德方面的思想和学说，做出全面性概括与探讨。《人论》首先指出，人作为“巨大生物链”中的一环，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局限和弱点，并安心于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人假如企图超越自己在宁南中的地位，就会打乱整个宇宙普遍存在的和谐与秩序，导致道德上的堕落与犯罪。然后，分析了人的激情与理智的矛盾与冲突，并提剑了支配人性的两条重要法则——自爱法则与理性法则，其中自爱作为人在行动中的驱动力量，而理性则是作为一种对人的行动的抑制力量。蒲柏主张在理性的指导下调和激情与理智之间的矛盾，并极力将两者统一起米，使它们和谐一致。最后，谈到人的幸福问题，它要求在理性的正确指导下，使理智与激情的关系得到协调，使之处于一种有秩序的和谐之中，这就是达到了幸福和至善。 第五章主要是蒲柚在《道德论》中对“中庸”思想的阐释。它是针对实际生活中人的性格、以及财富的正确运用等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问题的论述。可以说，《道德论》是对《人论》中宣讲的各种抽象的、普遍的伦理学说和理论所做的具体例证和进一步阐述。《人论》与《道德论》相互论证、互为补充，有着思想上和内容上的连贯性和互补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作者的伦理书信系列。《道德论》用匀称、活泼、简练的诗文，承接《人论》中对于人性的抽象性、概括性议论，通过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具体事例进行描写，向人们昭示了在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一条最普遍、最根本的道德规则——“中庸”。“中庸”思想是蒲柏继承与发扬古希腊伦理学说的结果，体现了他追求“和谐与秩序”的道德理想。第六章在对大型仿英雄体讽刺诗《群愚史记》的分析中，彻底暴露了蒲柏对人的悲观与绝望情绪。诗人此前在《温沙森林》、《论批评》、《人论》和《道德论》等中所表达的宇宙和谐与秩序的乐观精神和道德理想，现在开始让位于对人性、对社会与道德更为阴郁、更具悲剧性色彩的观察与思考。愚昧女神和群愚与撒旦一样，都是非理性、不道德的象征，是对神圣的宇宙和谐与秩序的破坏力量，里面反映的种种社会混乱、黑暗、丑恶、非理性和不道德等现象，似乎敲响了文学、艺术以及一切人类文明的丧钟。 结语：蒲柏在诗歌创作中主要宣扬“自然”、“理性”、“中庸”以及“秩序”的伦理道德观，并以“和谐”概念为基础来维护当时英国社会的发展，这对于英国历史发展进程具有一定价值和现实意义。如今，和谐与秩序理念仍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它给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在伦理、道德规范方面带来新的思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