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市场本身的调配机制逐渐凸显,个人的职业流动现象也已成常态化趋势。但不同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执行的激进转型路线,受国家权力支配下的渐进转型是我国采取的主要发展逻辑。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这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在市场中的嵌入作用,并直接影响着劳动力部门的分割效果。那么在市场中,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模式是否会受到市场与国家权力的影响?又或者,在受市场与国家权力机制所影响的劳动力分割部门内部,不同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机制又是否会有所差别?本文使用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中的城市数据,分析了渐进转型背景下,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内部,不同劳动部门间的职业流动模式与结果差异。研究发现,受到市场机制与国家权力机制双重影响下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被分成高低有差的三个劳动力部门。对于缺乏内部劳动力市场激励的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而言,其职业收入与本身的职业流动息息相关,流动经历总体上有助于其职业收入的提高。因此,该部门的劳动者流动意愿最强,但相对其他部门的劳动者,他们却很难因流动获得进入更高级劳动部门的机会。位于市场另一端,对于那些拥有市场与国家权力双重优势地位的正规国有部门的劳动者而言,职业流动更可能会打破这些劳动者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优势,造成职业收入的降低,许多人也更可能因不适应市场竞争而在流动后处于失业状态,因此,他们虽然比其他部门的劳动者更有可能在流动后依旧获得在高级劳动部门工作的机会,但流动意愿低。正规市场部门中的劳动者的职业流动特征与结果处于上述两个部门的中间状态,职业流动经历也不会直接给他们带来职业收入上的明显变化。本研究从劳动者职业流动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渐进转型特征,在渐进转型的劳动力市场中,市场与国家权力机制共同成为其中结构性不平等的来源。研究认为,劳动力部门的结构性差异、隔离与不平等现象将因市场转型的渐进式特点而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