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源氏物语》所塑造的妇女形象之前,首先必须了解作品诞生的背景。本论文对作品具体的时代背景,从平安时代的政治文化和婚姻制度这两方面进行最基本的论述。当时,藤原氏一族作为天皇的外戚,建立起摄关政治,掌握国家大权。出于掌握最高权力的需要,利用自己的女儿,构成与天皇的姻亲关系,成为外戚,以此来巩固、扩张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为了将自家女儿拥立为皇后,贵族的父亲们想方设法提高女儿的竞争地位,具体做法之一就是让她们从小就学习成为皇后必须具备的学问和修养,竞相招揽才女做他们女儿的侍从女官。这种风气造成了平安时期所谓“才女辈出的时代”。此外,利用汉字创造出的假名文字的使用和流行,使贵族女性们能够更亲近文学,形成了繁荣的女性文学现象。当时的居住形态和婚姻制度也是背景之一,由于招婿婚,结婚决定权和一夫多妻制的原因,男女地位极不平等,女性非常依赖父母家,地位也不稳定。总体而言,摄关政治、女性文学的繁荣以及平安时代的婚姻制度是《源氏物语》诞生的背景。对现实生活的反思是作家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的动力。紫式部一生的遭遇是极其不幸的。尽管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才女,可是她的命运却和当时日本广大妇女的命运一样。出生于历代书香门第的中等贵族之家,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文学造诣颇深的紫式部在男尊女卑的环境下不得不忍气吞声,平平庸庸地过活。经历了不幸的婚姻—21岁的紫式部被纳妾与48岁的藤原宣孝结婚,婚姻生活只维持两年,在生下一女后宣孝即撒手人寰。丈夫死后她只好独守孤女,过着寡居生活。后被宣召入宫,又亲眼目睹了宫廷生活的种种腐败情状。加之她早年随父去越前国赴任,遍历了种种事态炎凉。有这种种经历以及寡居后的痛苦生活遭遇,使她对妇女的不幸有着痛切的感受。她对自己看似高贵实则悲惨的地位认识得很清楚,希望自己的处境能有所改变,而现实生活却不能尽如人意。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所引起的内心矛盾冲突,使出身中下贵族的知识女性紫式部能深刻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反思人生。通过写作,在现实生活带来的不安中寻找慰藉寻求解脱,试图证明自身价值的存在。然而作者虽然深深感知当时妇女的不幸,却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对妇女的不幸命运“经常用前生的罪孽(即所谓‘宿世’观念)来加以解释”,对于遭遇的不幸和悲剧命运,宿世思想是唯一可以用来麻醉自己的“出路”,从而也使小说的批判力度减弱了。《源氏物语》虽是以男主人公光源氏的一生为主线的作品,但作者着力描写的、并在形象塑造上取得高度成就的,却是围绕着光源氏一生展现出来的贵族妇女群像。本论文通过作品中几个主要妇女形象的初步剖析,试图阐明作者所塑造的妇女形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正是在于塑造这些妇女的形象上。这部作品的批判精神,也主要是通过这些妇女形象体现出来的。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摄政时期,藤原氏多以自己的女儿嫁给天皇作为手段来辖制左右天皇,开始培养“才女”之风,其他贵族纷纷效尤,造就了一批多才多艺的贵族妇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妇女不过是联结血缘,争权夺势的工具,地位低下,命运多舛。她们被视为男子任意穿脱的“衣服”和攀附晋升的“工具”,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封建礼教的束缚、婚姻制度的不公平,社会以及人格的不公平等诸多元素导致了日本妇女毫无完整人格和自由的悲剧命运。平安时代的日本,妇女的价值只是作为贵族男子追求权势的工具,大贵族为巩固地位,小贵族为攀龙附凤,都积极利用自己女儿的婚姻,例如葵姬、明石姬,就是政治婚姻牺牲品的代表。作品中虽然也有对男权社会反抗的女性形象,如空蝉、朝颜、女大君,但是她们在贵族男权,放荡生活之下,也只能用“宿世业缘”的观念来麻痹自己,否定自己,表示出一种消极的抗议,最终还是饱受痛苦,陷入悲惨境地。像是作为主线的紫姬的命运,由源氏一手调教,被誉为“永远理想的女性”的紫姬,身上背负了太多的隐忍和退让,必须眼睁睁看着自己丈夫和别的女人私通,必须表现出温柔大方,甚至必须抚养丈夫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女儿,她必须面对这一切连逃避到想遁入佛门的权利都没有。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性却也是抑郁而终,这是紫姬的悲哀,也是当时日本社会下女性的悲哀。《源氏物语》是一部女性的悲歌。上至皇后下至小姐,虽然地位不同、音容各异、但处境却是同一的。她们无一不是被玩弄的对象,无一能幸免悲剧的结局。通过这些女性的不幸遭遇,增强了悲剧效果,体现出作家紫式部对女性的同情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通过《源氏物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面镜子,折射出平安时代贵族社会腐朽没落的现实,从内面揭示了这个阶级走上灭亡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