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过程中,对“经典”作家的发现与阐释意义重大。对作家经典化历程的研究,既是对新文学作家研究成果的总结,又为当代文学经典化提供了基础与示范,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郁达夫自1921年出版小说集《沉沦》至今,逐步完成了形象的经典化建构,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作家。郁达夫形象的经典化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同时也反映着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可能的经典化路径。作为创作主体,郁达夫自身的文学素质,在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他成为“五四”文学名家的先在条件,也是郁达夫形象经典化的基础与前提。身处社会转型的巨变中,郁达夫以个人的创作体验与美学经验,同时代的文化要求相碰撞,完成了“审美经典”与“时代经典”在文学中的印证。他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时代意义,具体表现在其抒情浪漫主义创作特色同世界文学的接轨,及其对自身中国文学古典品格的创造性现代转换。本文将以“事件”为中心研究郁达夫形象经典化背后的“生产机制”,不拘泥于文本线索,通过对具体“文学事件”与“生活事件”的历史考察,判断“事件”在郁达夫形象经典化过程中的实际作用。郁达夫作品引发的社会效应及“五四”新文学历史场内的文化资本分配问题,郁达夫作为文化名人,由生活事件引发的文化熟知效果,以及郁达夫在“事件”生成背后的写作姿态与美学原则都是本文考察的主要方向。文学史的编撰,通过史著的逻辑力量与话语权力对作家的影响力进行了确认,郁达夫形象的经典化历程在文学史中的表现可以看到,现代文学史编写与现代作家形象建构两种维度的曲折历史发展。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走向开放与包容,不同时期的港台、海外郁达夫研究同大陆学界形成对话关系,特别是在马华这样的南洋文学中,郁达夫形象得到了当地化的重构与变异。郁达夫形象经典化历程的漫长与波动,反向证明了这一形象在历史沉淀与时代选择中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