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于反思如下一个常识观念：即教育投资可以转化为人力资本，而增加一国的教育投资可以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这一结论在再分配社会中的应用是有待商榷的，而大量的实例也已证明再分配社会中教育投资对政治资本的转化是更为常见的现象。论文正文主要针对人力资本的如下两个假设：（1）资本收益序列假设：即认为不同资本的投资收益率是不同的，但在长时间内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将高于物力资本；（2）教育投资假设：资本收益序列的社会后果将导致对人的经济才能的教育训练和对工人技能的在职培训会逐步增加。为了对人力资本的上述两个假设展开分析，本文在引入波兰尼“再分配经济”的概念后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1）再分配社会中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序列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一资本结构差的社会后果：（2）再分配社会中教育投资在政治资本的转化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信号作用？论文在划分了关于再分配机制的三个理想型后选取了清代历史作为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的载体，清代社会符合再分配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对清代社会中教育投资和政治资本关系的研究成为本文的重点：论文第二章主要针对假设一（也即资本收益序列假设），通过学额的分配估计出了清代政治资本的存量，并对清代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进行了测算，由此得出了清代不同资本类型的投资收益序列；论文第三章主要针对假设二（也即教育投资假设），对清代政治资本的机会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表明教育水平在空间和时间范围内都对政治资本的形成具有强烈的信号作用。论文最后一章对再分配机制的延续性进行了分析，表明再分配机制对1978年后实行市场转型的新中国依然具有复杂的影响，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序列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依然没有改变，它使得“再分配者”和“直接生产者”处于一种功能性的冲突角色中，并带来如下两种后果：（1）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共同成为“再分配者”选拔的信号标准，且学术资本越高的大学对于再分配体制的依附程度越强；（2）再分配机制作为一种负向机制影响了人力资本转化的净效果。体制依附论是对上述资本收益序列社会后果的一种尝试性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