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询问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询问权,监督“一府两院”的一种探索性的制度安排。从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专题询问以来,专题询问迅速在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延展。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改进完善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千意见》的出台标着专题询问在制度化与常态化道路上又进了一步。本文将以2010-2017年全国31个省级权力机关举行的265次专题询问为研究对象。根据各省市区人大及全国人大官网、学术研究文章以及各类媒体报道,尽可能全面地整理2010-2017年中国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的各类专题询问的基本资料。在分析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专题询问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梳理专题询问与“听取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审计监督”相结合时三种监督类别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探索地方权力机关在实践专题询问中的良苦用心。同时比较专题询问与三种法定监督方式所结合的监督实效,思考影响专题询问常态化运行的因素,并试图从制度化程度、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的思维惯性及信息透明程度三方面解剖原因。最后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中国政策惯例两方面分析顶层制度设计对进一步完善专题询问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本文分为五个主要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方法及思路,并在厘清核心关键词的基础上梳理国内外关于专题询问的相关研究,同时参照弗朗西斯·福山的国家-法治-责任制模型作为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章是对全国31个省级权力机关在2010-2017年举行的265次专题询问统计资料的整理。截止到2014年,专题询问已经在全国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实现了全覆盖,但各省举行首次专题询问的时间及每年召开的次数并不相同。目前专题询问议题主要涉及民生工程、财政预决算、法律实施情况及政府深化改革,其中关于民生工程的次数最多,财政预决算次之,政府深化改革最少。根据牵涉领域的不同专题询问主要与“听取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审计监督”三种法定监督方式结合,形成了一种依附式的专题询问。第二章分别选取了与“听取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审计监督”结合而开展的专题询问各一实例作案例研究,剥离出三种不同监督类别下共有的运行程序及监督实效的差异,为专题询问实现常态化提供实践经验的总结。第三章则聚焦于专题询问的现存缺憾及原因分析。专题询问在具体操作上的问题主要是监督力度在“一府两院”上的失衡,灵活机制的缺乏,议题选择的自主性偏低,询问过程的互动少,事后督办反馈机制缺少约束力等几方面,而专题询问的制度化程度偏低、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思维惯性的难以打破及督办反馈程序信息透明度不高是主要原因。最后一章主要是基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及中国政策惯例两方面的原因得出顶层制度设计规范是进一步完善专题询问的路径所在。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人大专题询问经过8年的实践已经基本确定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运行程序,但离常态化尚有距离。人大常委会年度监督计划对专题询问的安排作为启动程序,听取与审议“一府两院”相关工作报告为前置程序,实际运行以互动性问答为主,并形成审议意见作为后置程序进行督办。虽然出色的监督实效证明了专题询问常态化运行的可能性,但最终实现常态化仍须尽快从顶层制度设计上规范具体的操作性议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