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韦利翻译了大量中国古诗,在所有中国诗人中白居易是其最为钟情的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在英语世界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与阿瑟·韦利对他诗歌的大力译介紧密相关。韦利的白居易诗歌翻译既是流畅英诗,同时又是经得起推敲的翻译名作。本文以阿瑟·韦利的白居易诗歌翻译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部分理论视角出发,对其白居易诗歌翻译进行文本细读。第一章,探讨韦利钟情于白居易之原因。韦利之所以会对白居易极为钟情,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时代诗学对韦利的影响;第二,韦利诗学审美与白诗诗风取向之契合;第三,韦利与白居易其人之共鸣。第二章,分析韦利对白居易不同类型诗歌的翻译。首先,韦利将白居易的讽喻诗视为“一种以诗体形式写成的道德故事”,其讽喻诗翻译凸显了诗歌的叙事性。其次,韦利受自身诗学审美的影响,对感伤诗的翻译表现出一种选择性。他喜欢那些平实自然、不饰雕琢的诗作,对其原诗之风格和感情做了较好的传递。而对《长恨歌》、《琵琶行》却评价不高,翻译时只重视对其字词意义的传递,而未能很好地译出其情感内涵,缺乏感染力。再次,在这三类诗歌中,韦利最偏爱的是闲适诗,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闲适诗题材的日常化、世俗化;闲适诗中蕴含的佛道思想及人生态度;闲适诗语言更为平实通俗。这类闲适诗的翻译也突出反映了韦利对白诗“闲适”思想的传递。第三章,分析阿瑟·韦利白诗翻译中的意象传递和“种子移植”。韦利在白诗翻译中传递原诗意象时,尽量减少自己的译者主体性“操控”。虽然他对个别意象的处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创造性,但总体上来说对意象的传递是忠实的。他的主体创造性更鲜明地体现在对原诗形式的“种子移植”上。“种子移植”的概念是由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提出的,本文将借用此概念分析韦利在白诗翻译中如何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调和中英两种语言文化,将原诗音韵、对仗句式之“种子”“移植”到译入语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