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政府强化了英美"特殊关系",和克林顿政府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协调一致或近似的政策立场.布莱尔和克林顿都强调,加强英美关系与英国谋取在欧洲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并不矛盾.而且,布莱尔与克林顿个人关系的亲密和融洽,往往被看成是促使一度严重受损的英美伙伴关系修复并强化的重要因素.布莱尔的外交政策在英美"特殊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布莱尔试图以"第三条道路"为"舵",从英国的利益出发,为未来欧洲的发展把握方向,借"第三条道路"强化新形势下的英美"特殊关系".其次,布莱尔还鼓吹"新干涉主义".布莱尔与克林顿等人一方面打出"人权高于主权"的理想旗帜,另一方面,对外奉行富于进攻性的"新干涉主义"政策."新干涉主义"是"第三条道路"在对外政策中的体现.科索沃战争成为这一理论的实验场,它标志着"第三条道路"国际政策的明朗化.第三,"9·11"事件后,英国工党政府积极配合美国进行反恐战争,主要是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英国借反恐之机进一步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反映出英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虽然其民族利益和政策重点集中在欧洲,但它不甘心把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而是要"拥美自重",使其在融入欧洲的过程中取得更多的主导权.布莱尔把英国的外交定位为"世界的轴心".布莱尔多次表示,英国希望充当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从科索沃战争以来,英国在国际舞台十分活跃,英国不惜代价单独在塞拉利昂这样的英联邦国家维和,其目的是提醒世界注意英国仍然是具有相当实力的"世界强国".布莱尔在"9·11"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抬升了英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布莱尔政府维持英美"特殊关系"有深刻的原因.首先,英美两国维持"特殊关系"的根本原因是两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两国在推行西方价值观,建立西方大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上是一致的.其次,英美"特殊关系"的保持体现了英国外交的传统,以及英国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帝国情结以及由此产生的维持大国地位的动机.第三,英美"特殊关系"体现了英美双方的愿望.但是,布莱尔时期的英美"特殊关系"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回归欧洲与充当国际角色,如果两者协调得好,就会互相促进,增加英国在国际舞台的分量和影响;协调不好,就可能损害英国自身形象,削弱其作为世界事务中一只独立力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