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侦查水平的提高,刑事错案发生的概率正逐步降低,但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无论是新疆呼格吉勒图案件、湖北佘祥林案件、河南赵作海案件还是云南杜培武案件,刑事错案的发生都有着某些共性的特征,侦查阶段是刑事错案的多发阶段。刑事错案形成的原因众多,无论是法律体系上的原因还是诉讼过程中的问题都暴露出了我国在刑事错案控制机制上的不成熟、不完善。随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并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等方面进行大量的修改,我国的法律制度正越来越注重对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构建刑事错案控制机制不仅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理论的需要,更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程序法治”等理论的需要。本文主要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背景,从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出发,来分析探讨出现刑事错案的原因,探讨了侦查程序中刑事错案的成因。其中理念性原因包括口供本位的传统法律思维、重视打击犯罪轻视人权保障、重视实体真实轻视程序合法三方面,制度性原因有存有缺陷的讯问制度、缺乏保障的辩护权制度、难以排除的非法证据,非规范化运行的原因包括侦查人员的素质缺陷、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外界压力的不当影响。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从侦查阶段理念性偏差的修正,制度性缺陷的补正和规范化运行三方面来完善侦查程序,并对我国刑事错案的现状、特征、成因以及侦查阶段构建刑事错案控制路径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旨在寻求有效预防刑事错案的路径,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