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确立了理性主义的绝对地位。与此同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神学，却已经逐渐无法再以古老的方式使“超自然的”启示得到普遍的认同，基督教的神性启示理念遭到了质疑。然而理性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解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更无法为人生价值提供判断的尺度，反而使人们在以科学和经济结合的新的结构体中，“自由度降低，异化程度加深”。而其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严重的破坏了人们生存的稳定感，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信仰的价值体系，人的灵魂无所寄托，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正是在这样一种信仰与理性同时危机四伏的背景之下，阿尔贝·加缪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中，从存在主义哲学与古希腊文化精神中汲取营养，接续法国哲人作家传统，由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出发，倾全部心力于“个体生存”这一20世纪的严峻问题展开思考。 加缪的作品触及、探讨、甚至形象的表现了“荒诞”与“反抗”的命题，两者虽然并不构成严格而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加缪如实的表达了二十世纪西方人存在的境遇。人的理性要求与非理性的世界之间的背离；人对永生的渴望与死亡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人与他人以及自我之间的陌生感，均为加缪所理解与表达的荒诞。虽然加缪总是以死刑犯的孤独来描绘人类的状态，但同时，加缪为“荒诞”预设了三种结果：反抗(清醒的认识、挑战的姿态)、自由(独自承担)、激情(最大量的生活)。他更为强调反抗，因为反抗更赋予生命以价值，它贯穿于存在的整个过程，是它决定了存在的价值程度，反抗者应立足现实，面对荒诞，通过选择与行动创造价值和意义。很显然，加缪在悲观中透出一种乐观，试图在一种消极的世界观中确立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当加缪带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审视悖论丛生时代的个体处境时，他领悟到了荒诞之所在，表达了“代表着一个断裂的世纪”的文学精神。但是，在遭遇了现代文明的种种焦虑之后，加缪将求助的目光与思考转向了希腊传统。理性与信仰构成希腊人精神的两重纬度，两者之间虽有张力，却也琴瑟和谐，使整个希腊文化显示出田园诗般的和谐之美。正是这些对希腊文化特征的一般指述与共识恰恰构成对加缪文本内部分析的可靠依据，无论是加缪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都充分体现了加缪追求和谐与平衡的思想。加缪的思想中因此充满了许多相互对立又相互平衡的概念：荒诞与理性，反抗与限度，痛苦与幸福，阳光与阴影等等，他穷尽一生都在探讨并平衡各种对立的主题。应该说，加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寻找平衡所形成的永久张力，试图以“地中海式”的和谐精神，索求一种人类真正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