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于1368年的明王朝把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自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宣布“永不立相”后,明朝实际上实现了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由此,明朝的政治制度在众多学者眼里具有了更加典范的研究价值。而作为明朝后期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则成为对这种绝对专制制度进行深入思考的第一人,其著作《明夷待访录》开篇一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标志着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超越了同时代其他学者的思考范畴,把对某个具体君主的痛骂延深到对整个君主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东林党后裔和明朝遗民的特殊身份使他探究起明朝灭亡的根源来具备了情感上和实践上的优势,这正是同时代其他学者所缺乏的。在哲学思想上,黄宗羲师从明后著名学者刘宗周,继承了其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对阳明心学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气本论”“理气是一”的哲学概念,推导出“心性是一”的结论,由此建立起以“气”为宇宙本体的哲学体系,展现出一条由“气”到“理”,由“理”到“性”,由“性”到“善”,最后由“善”及“人”的主体红线。这也成为黄宗羲政治思想之所以成立的哲学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能够长久以来得到众多学者重视的原因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两点。更多的缘由则在于,其以《明夷待访录》为核心批判君主专制的精神具有了某种类似于西方民主学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曾让其后清末民初的民主启蒙人士如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人推崇备至,甚至尊其为“东方卢梭”,为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贴上了西方民主的标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世的变化,对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逐步深入,反对把黄宗羲思想认定为“民主”的学者开始增多。事实上,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对三代圣王的追求,对君主个人修行的期望以及有限的对君主规劝制度的构想,都清晰的表明,黄宗羲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反对君主制度,也不是要实行西方推崇的权力分治概念,他的政治思想只是因为语句上的模糊性给人造成了与西方民主思想类似的误解。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粗看是“民主”,细细读来,则“民本”的气息铺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