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宪政权威的基本内容。宪政权威理念可细分为三个层面内容：(1)民主所产生的公意型权威,这种权威强调人与人是同一类人群,统治者之所以成为统治者,不过是因为他们与被统治者是同一类人,从而获得了被统治者的信任；(2)法治所产生的规则型权威,这种权威强调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促进规则之下的社会发展,并进而形成权威；(3)优化权力配置所产生的善政型权威,这种权威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性,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共治。第二章：西方宪政权威的产生轨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在其最初的国家理论中,国家都起源于家庭。国家是家庭的变种与扩大化,王权也就自然成为父权的变种与扩大化。在西方父权权威形成的过程中,基督教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宪政权威,也正是建基于对西方父权权威的否定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理论家和革命者瞄准了西方父权权威的弱点,对父权虚伪性展开批评,借助基督教父权理论的开放性进行任意解释,从而有效瓦解了父权制,奠定了西方宪政权威的基础。第三章：中国父权制对宪政权威的阻碍。中国的父权权威,与西方的父权权威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就西方而言,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消解了家庭在国家权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中国的道路；就中国来讲,“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造就了中国父权传统的自然特性。这最终决定了二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命运。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宪政权威没有如西方国家一样顺势而生,反而由于各种原因,难以顺应传统现实和时代需求,从而无法有效竖立起来,更无法替代中国古代的父权权威。第四章：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权威异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时期,政党通过社会的全面“单位化”,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并以敌人观念和个人崇拜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权威,从而建立起了一整套政府体制。然而,这种控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它不仅带来了社会转型的困难,更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执政党的执政困境。第五章：转型过程中的权威困局。建国初期的权威模式,在目前已经不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对社会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瓦解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模式。传统权威所生根的土壤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时移世易的时代,党和困家必须寻求权威生成模式的转型。第六章：宪政权威的中国道路。在新的社会转型期里,中国共产党想要持续执政,就必须通过改革来促成权威模式的转型。要重视发挥父权型权威的过渡作用,要将父权型权威当成手段,但不能当做目标。最重要的是,要将宪政权威视为新时期权威塑造的基本纲领,以宪政建设为国家权威的根本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