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开创,是和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密不可分的。近代中国社会,大批欧洲各国的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开路先锋来到中国。他们为了扩大教会的影响,一直在不断地调整着传教策略。经过不断摸索之后,他们发现中华帝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然而又闭关自守的国家。她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有完整的文化伦理体系。因此要在文化上同化这个国家比在军事上的侵占要困难得多。西方传教士中的不少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通过办报纸、出书籍等文字传教手段,才是进行西方文化渗透的有效途径。西方传教士因传教之需要而在中国建立教会出版机构,出版了丰富的形式各异的近代出版物,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近代印刷技术和全新的出版理念,并不自觉地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出版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传教士的出版活动促使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萌芽。　　广学会作为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的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教会出版机构,其出版活动具有明显的特点和特殊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多把关注点放在其出版的《万国公报》上面,在此文中,笔者将对广学会的另一项重要的出版活动——书籍出版,做详细的特点分析和影响研究。广学会从事的书籍出版活动,翻译了大量的西学著作,丰富了近代中国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推进了“西学东渐”的进程。“西学东渐”又极大地刺激了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使中国原有的出版业作了几乎脱胎换骨的改造、更新。先进的西方印刷技术输入了,逐渐取代了延续了千年之久的雕版印刷为主的印刷业和简单的手工印刷操作;新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出版业出现了,以崭新的姿态,向旧式的官办、私办和商办的出版机构挑战;西方资产阶级的版权思想和中国本土的出版法思想萌芽相汇合,开始出现了出版法的雏形;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重要分支—翻译出版,也在中西文化冲突和汇合中迅速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广学会书籍出版活动的分析,结合当时众多教会出版机构的情况,讨论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书籍出版业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传教士对中国出版业近代化历程的影响。　　文章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广学会成立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态势,描述了广学会的发展概况,并从其成立的宗旨、出版物内容和人员构成入手,分析这一机构的性质。　　第二部分分析了广学会出版书籍的方针、特点，重点介绍了它所出版的两部代表作——《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分析书籍的内容、形式特点和影响力。从上述的书籍出版活动中，客观地看待广学会这一教会出版机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担任的主、客观双重角色。　　第三部分试图作个理论上的提升，从广学会的书籍出版活动中，来研究当时这批以广学会为代表的传教士的书籍出版活动对中国近代书籍出版业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