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村庄的数量持续下降,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发展政策有关。同时,农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行为选择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认识村庄前景的内在依据。在一个生产能力较弱、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村庄,其村庄共同体是否会走向终结?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一个保安族村庄——G村为例,以农民的行动逻辑为切入点,认识农民的行为选择,并探讨其行为选择如何影响着村庄和村庄共同体的命运。为了更好地认识农民的行为选择,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价值追求的角度构建了包括本体性价值追求、社会性价值追求和基础性价值追求三种层次的行动逻辑结构,并阐述保安族农民行动逻辑的内容及不同层次的行动逻辑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村庄共同体的存续取决于其构成要素的变迁状况,即村庄道义权威、村庄社会关联、稳定的村庄边界、村庄认同和共识能否得以维系。因此,选取了村庄道义权威的树立、集体活动的参与、外出务工和社会分化四种具体的社会现象(事件),透过这些现象认识保安族农民的行动逻辑如何影响了其行为选择。之所以选取这四种现象,一方面,它们能够较好地表现农民行动逻辑发挥作用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们都能对村庄共同体的一个或多个构成要素造成直接影响,从而为我们判断村庄共同体是否得以维系提供依据。调研显示,G村的宗教领袖扮演了村庄道义权威的角色;宗教生活中的集体活动强化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维系并扩展了村庄的公共空间;村民外出务工只是为了维持在村庄的体面生活,他们保持了对村庄的认同,同时,村庄的经济边界、文化边界和社会边界在频繁的人口流动中走向解体;农民行动逻辑中的逐利部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被激发,导致村民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并通过收入分层、阶层认同和消费分层表现出来,村民在基础性价值层面上的共识逐渐被消解,但在社会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追求中的共识却得以维系,伊斯兰信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G村的村庄共同体并没有在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的冲击下走向解体。对保安族农民而言,村庄不仅是地域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精神共同体,能够为其生活提供意义。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村庄共同体也面临危机,其价值生产的自主性逐渐丧失。因此,必须以农民行动逻辑为基础,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重建村庄共同体。这一过程并不是对传统的、封闭的村庄共同体的回归,而是着眼于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需要,建构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共同体,更好地满足农民的生活需要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