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较低,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因此被联合国认定为“水资源紧缺”国家。与此同时,我国又面临着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水资源的短缺与水环境污染直接威胁着饮用水安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压力不断增大,城市高质量用水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通过有效的监管手段保障饮用水安全显得由为重要。基于建设生态文明和满足居民用水需求的考虑,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城市饮用水安全的保障和监管,而用水短缺和饮用水安全的突出问题也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监管仍存在着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备、监管机构职能交叉重叠、监管机构间信息沟通不畅、水质监管执行体系尚未健全以及社会监督不力等多种问题。而如何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完善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立法的顶层设计、创新监管体制机制以化解监管机构交叉重叠导致的监管低效问题、构建从水源地到二次供水的一体化监管运行模式对于提升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监管绩效进而真正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城市供水行业监管中的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监管政策以及以供水企业为代表的监管客体视为一个有机的监管体系,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索:(1)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饮用水安全监管中存在的制度短板以及制度供求失衡的内在动因,提出通过推动监管制度创新实现饮用水安全监管制度供求的动态平衡;(2)借鉴监管俘获理论和激励性监管理论的思想,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对饮用水安全横向监管部门职能交叉问题和纵向不同层级监管机构间的分权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提出优化监管权力配置、增强对监管机构激励以防止监管俘获的监管机构改革与创新模式;(3)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从源头到龙头的包括水源、公共供水和二次供水在内的一体化城市饮用水运行模式。通过分析以上理论问题,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监管的改革方向,提高城市饮用水安全治理能力,提升饮用水安全监管绩效。本文首先将城市饮用水安全监管体系定义为由监管法律法规、监管主体、监管政策手段及监管客体在内的有机整体。基于这一系统的概念界定,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重点对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监管中存在的制度短板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深刻解释了城市饮用水监管的制度失衡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创新为主导,以个人和企业参与的诱致性制度创新为辅助,发挥各个创新主体的优势,有针对性地治理饮用水安全监管面临的诸多制度性缺陷。依法监管是现代监管的基本要求和实施有效监管的前提。本文基于对我国饮用水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系统梳理,指出中国城市饮用水安全监管上位法欠缺和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备、不系统的问题,据此提出以“一法四条例”作为我国饮用水安全监管法规体系的顶层设计,以“一法四条例”为核心逐步完善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为饮用水安全全过程监管提供基础性法律保障。监管机构是城市饮用水安全的监管实施主体,监管机构体制设计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监管绩效的高低。本文基于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监管现有的机构设置和权利配置模式,提出当前监管机构体制存在的条款分割和职权配置碎片化的组织制度缺陷,运用动态博弈理论深入分析了横向监管机构之间和纵向监管机构之间的博弈均衡,深入解释了监管机构体制不合理导致监管失灵和监管低绩效的体制根源,进而提出通过厘清监管部门职责权属、加强信息公开、引导企业自治和社会共治以规避监管俘获和部门寻租行为的监管机构体制改革路径。监管绩效评价体系是确保政府监管体系自我改进和自我提升的重要动力。本文对我国饮用水安全监管的督察制度和规范化考核两项基本制度进行分析,然后对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监管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主要采用国家城市水务监管督察的数据来对中国城市饮用水安全的绩效进行经验分析,分析发现目前城市饮用水安全仍然存在水源地污染严重、管网漏损率偏高以及二次供水染等的系统性风险问题。针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本文提出以建立科学的监管绩效评价方法、强化对城市政府保障饮用水安全的绩效考核、强化安全监管问责机制建设为核心的提升城市饮用水安全监管绩效的政策建议。城市饮用水安全本质上是追求系统的安全而非局部的安全,保障城市饮用水安全和确保政府监管的有效必须基于良好的城市饮用水微观组织结构。本文在深入分析城市水系统构成及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国城市水务市场化改革中非一体化结构重组带来的安全风险问题,并提出应采取一体化监管运营模式,坚持“纵向一体和水平分离”的基本方向;最后提出一体化模式需要进行的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