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中国正处在两种区域性国际体系的接触、碰撞与较量之中。如果以两个体系的相互作用为线索,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关系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一阶段晚清政府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主权平等原则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仍坚守“华夷秩序”观念,并基本按照“华夷秩序”理念处理对外关系;第二阶段为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清朝外交呈现既试图保有旧的对外观念和政策,又试图采纳、利用西方体系中一些原则的过渡性特征;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务运动失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掀起,中国在物质和观念上被全面裹挟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展之中。在两个体系的长期较量中,洋务运动时期承前启后。洋务运动时期的外交活动(洋务外交)不论观念、原则还是实践都有着鲜明的过渡性、矛盾性和双重性。本文试图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考察“洋务外交”背景、描述“洋务外交”的过渡性、矛盾性和双重性特征,分析“洋务外交”的成因,以期从中国外交的视角理解全球性国际体系形成的过程,从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来考察中国外交的变化,从而加深对国际体系间相互作用机理和国际关系史的理解。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力量结构、基本理念和行为规范等,在此基础上分析明末清初西方殖民势力扩张以来,两个国际体系相互交往的情况,特别是两个体系在交往过程中对待对方规范和交往方式的态度。第二部分主要考察“洋务外交”的基本特征,指出洋务外交具有对外观念新旧杂陈、对外交往双重轨道和外交建制二元性等特点。第三部分对从两个国际体系相互作用的角度,对“洋务外交”进行评价,认为洋务外交是两个体系碰撞胶着期的表现,是外部压力下的结果,又是应对压力的主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