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的德国相遇为青年卢卡奇全面系统学习齐美尔提供了契机。中产阶级的家族出身保证了两人兴趣相投的可能，而去犹太化的犹太身份则使他们具有共同的种族无意识。新康德主义的时代思潮则赋予了他们相似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使两者将思想重心放在了文化哲学之上。齐美尔指出了现代社会中主客体文化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客观文化的过度发达带来了人的异化，卢卡奇像齐美尔一样对现代文化的危机作出了诊断。对两者而言，现代文化就是一种异化的文化，现代文化的危机就是异化的表征。劳动分工被齐美尔认为是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分离的动因，现代文化的客观化进程是通过劳动分工来实现的。虽然马克思等也曾对劳动分工有过精辟论述，卢卡奇自中学起就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著作，然而青年卢卡奇却是透过齐美尔的眼睛来认识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的。齐美尔文化悲剧的本质在于生命与形式的冲突，青年卢卡奇承继齐美尔将生命与形式视为自己思想的基础性结构，虽然他对齐美尔的生命概念作出些许调整，但本质上与齐美尔无异。卢卡奇试图在资本主义异化面前打破心灵与现实的壁垒，探索并建立新形式，以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悲剧。告别早年对齐美尔的迷恋，卢卡奇逐渐走上了疏离甚至批判齐美尔的道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就开始指责齐美尔异化分析的直接性。卢卡奇借用韦伯的理性来扭转齐美尔的非理性，理性化与异化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同时，卢卡奇也将马克思视为异化的理论源泉，马克思的对商品结构的分析成了思考异化的出发点，历史与阶级维度的融入也使得卢卡奇的异化分析增添了批判的色彩。由此，卢卡奇提出了异化的克服问题，超越了韦伯、齐美尔对异化思考的无疾而终局面。卢卡奇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意识作为异化的克服方案，虽然极具社会实践性和革命性，却终究无法避免乌托邦色彩，但相对于齐美尔缺乏决断性的通过艺术-距离拯救异化中的个体而言无疑开辟了另一种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