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后,社会形态、经济体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也随之转变。直到今天,虽然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但是中国还需不断完善经济转型,披荆斩棘,扫除经济发展过程的体制障碍;从社会的发展水平来讲,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虽然也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社会体制改革的进程缓慢,已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在社会资源匹配不平衡、户籍制度壁垒、社会阶层结构、等社会问题上,还需要不断深入改革进程。从社会阶层结构方面来看,社会分层结构两端的阶层群体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中产阶层规模较小,并未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体位置,而没有中产阶层做支撑的“空心”社会,会产生社会创新能力不足、人力资源浪费等社会性问题;“空心”社会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衰落和经济疲弱。在低水平的消费和产能过剩时不成规模的r中产阶层无法通过拉动消费带动经济增长,供给和需求之间难以平衡,经济增速下滑。在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要实现全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快社会转型的步伐,使得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而中产阶层的扩大和“橄榄形”社会的形成正是完成这一日标的重要标志。基于代际流动视角研究扩大中产阶层路径的原因:首先,源于两者的逻辑关系。社会流动包含了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代际流动主要从动态视角反应社会流动性的强弱,与代内流动性相比,代际流动性更能反应出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而中产阶层是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中产阶层对社会和经济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从代际流动视角研究社会阶层中的中产阶层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其次,源于社会阶层固化的成因。个人的社会阶层主要受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先赋性因素,如家庭背景人际关系、权力要素等,二是后致性因素,如个人后期的努力。自经济转型后,先赋性因素在社会阶层流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关键因素。同时“人格化交易”影响,“关系”在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扮演着重要角色,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继承占主导地位,后致性因素对子代经济收入、权利、社会声望的影响力减弱,而处于弱势的社会阶层难以向上流动。整个转型期间,代际的社会资本不平等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最为突出。“富二代”“官二代”的代际资源本身就优于中、底层群体的子代,加上官、商勾结,公共权利寻租等更是编织了一张密实的关系网,更是加剧了这种代际不平等。社会底层群众没有了家庭背景、人际关系及权力资本等先赋性因素的帮助,仅依靠个人才能以及努力流入中产阶层及以上社会阶层。所以弄清楚代际流动对扩大中产阶层有何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所以,本文是从从代际流动视角研究中产阶层存在的问题,并应用制度经济学解释扩大中产阶层的路径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供制度性建议,理论结合实证更容易深入挖掘问题的根源所在。本文研究主要分为八个部分:绪论主要包括研究的背景和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相关文献综述等,其中梳理国内外研究动态时,在对中产阶层的概念进行界定后,梳理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代际流动的关系;同时本章还包括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主要研究的工具与方法、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一章扩大中产阶层的原因,本章论述了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以及中产阶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二章制度、制度变迁与社会阶层,本章是扩大中产阶层的理论分析基础,也是贯穿全文的基调,主要包含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社会分层理论与社会流动理论第三章中产阶层的路径分析,主要从代际收入、代际职业两个角度,测算其对子代社会阶层的影响,由此提出扩大中产阶层的两种路径,代际职业流动,代际收入流动性。使用AMOS软件测算了社会阶层的传递路径,实证结果发现:(1)就后致性影响因素而言,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收入、以及子代工作单位类型都对其社会阶层有正向作用,子代的生活压力感知虽然不直接影响社会阶层,但是可以通过影响其收入而对其社会阶层产生影响。(2)就先赋性影响因素而言,父辈是否是中产阶层将直接影响子代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连同父辈的收入、父辈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通过影响子代的特征变量而间接影响子代的社会阶层。第四章路径一:中产阶层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分析,本章主要使用STATA软件测算了中产阶层子女的代际流动指数和代际继承指数,利用mlogit模型测算并对比分析了各个因素对中产阶层和整体社会阶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中产阶层代际职业固化的原因。实证结果发现:(1)中产阶层子女的代际职业继承指数大于代际职业流动指数,劳动力市场存在“子承父业”现象。中产阶层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和代际流出指数的数值均小于1或者约等于1,反映出中产阶层对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的开放程度较低,各职业阶层间存在垂直流动的障碍。(2)子辈的职业深受父辈职业的影响,与整体社会相比,中产阶层的子女面临着向下流动风险更高,向上流动机会更小的困境。(3)存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且农村的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更低,与城镇相比,农村子女也面临着难以向上流动,更易向下流动的窘境。(4)就整个社会阶层而言,仍然存在单位壁垒。受有限准入秩序制度以及“人格化交易”劳动市场环境的影响,“圈外”的人难以进入“圈内”,“圈内”的人通过代际职业继承的方式,将其现拥有的经济收入、权利、社会声望等地位传递给子女。(5)我国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目前还不到“知识失业,体脑倒挂”的时期,教育程度越高,对代际向下流动抑制作用和代际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的贡献越大,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扩大中产阶层规模,而且对整个社会阶层都有利。(6)劳动力市场存在地位准入差异以及地位结构差异的性别差异,女性面临更高向下流动的风险。第五章路径二:中产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分析,本章在分析父辈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基础上,又考虑了代际职业传承(即父子同职)对中产阶层和社会整体阶层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农村子女代际收入弹性高于城镇,农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其子女更容易受父代收入的影响。对比整体社会阶层和中产阶层发现,中产阶层子女的收入比整体社会阶层更容易受父辈收入的影响;(2)中产阶层通过父子同职,以职业为载体更是提高了收入在两代之间的传递。也就是说,代际职业继承指数的飙升,降低了代际收入流动,进一步造成了代际间收入差距的传递。代际职业流动性较低时,不仅使得职业阶层趋向固化,还使得子代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第六章国际视角,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在协调城乡发展、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与成熟发展等方面经验与教训,得出对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重要借鉴启示。第七章结论与建议。在主要结论方面,本章系统总结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实证研究的结论,而政策建议是在总结第六章其他国家对中国中产阶层发展启示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新制度经济学中“人格化交易”与“有限准入秩序”方面的思考,并基于代际流动的视角提出了以下建议:加大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取消户籍制度,逐渐实现向“开放准入秩序”转轨;建立公平的法律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实现“人格化”提供良好的环境;引导教育发挥对社会流动的推动作用;打通各阶层就业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