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大量致力于外语语言焦虑的研究出现，但是将受文化因素影响的外语语言焦虑作为研究重点的却不多。本文着重对受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影响的外语学习者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进行了研究。本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外语语言焦虑的影响入手，提出假设，通过实验，结合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对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外语学习者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进行了研究。作者假设：1)某些中国文化因素会影响外语学习者的心理状态从而导致焦虑。2)受中国文化因素影响的情感变量与外语口语表达能力呈负相关。来自西南某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的94名学生作为实验对象于2006年3月至2006年6月参加了这项研究。定量研究分为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两部分。作者通过请实验对象填写两份问卷收集数据：问卷1《英语口语焦虑量表》(FLSAS)和问卷2《与文化相关的外语语言焦虑量表》(CRFLAS)。其中，问卷2还包括了“学生个人情况”信息。学生的个人及家庭基本资料由“学生个人情况”反映，学生的焦虑水平由《英语口语焦虑量表》和《与文化相关的外语语言焦虑量表》测量。作者使用SPSS 11.5将收集到的数据建成数据库，对问卷数据进行运算。根据问卷2所得的数据，总结了6大影响外语语言焦虑的文化因素。这6大因素与外语学习者的焦虑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涉及对中国语言教师传统教学法的不满，教师对个别学生的偏爱，怕丢面子，为维护集体和睦而保持个人低调的儒家思想，中国人含蓄谦逊的儒家风范及父母对子女的期望等，这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学生在外语课堂上的焦虑程度造成影响。因而该结果验证了作者的第一个假设。作者又进一步将这些因素分别作为自变量，将实验对象的英语口语成绩作为因变量，进行皮尔森积差相关(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分析，以分析两者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实验对象的外语焦虑水平与其英语口语成绩呈负相关，于是作者的第二个假设也得到验证。因此，定量研究客观地表明我国传统文化能够影响外语学习者的焦虑水平，进而负面地影响学习者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在定性研究中，作者从94名实验对象中抽取了9名学生(分别从高，中，低焦虑组中各抽取3名学生)，请他们在2006年3月——2006年6月期间记日记，详细记录在英语课堂学习的经历和感受。基于定量研究中对学生焦虑水平的分析，作者又抽取了10名学生进行面谈。结合面谈及对学生日记的分析，作者发现学生较为集中地倾向于用以下原因解释其在英语课上的缄默，即传统的英语教学方法，英语教师对个别学生的偏爱，怕丢面子，谦逊，避免张扬，维护集体和睦，父母的过高期望造成的学习压力等。这些结果与上述定量研究的结论相一致，即受中国文化因素影响的外语语言焦虑与外语学习者口语表达能力之间呈负相关。根据此项研究的发现，作者建议外语教师、外语学习者共同努力，重视影响我国外语学习者语言焦虑的文化因素，减轻其对学生情感的负面影响，增强学习效果。建议外语教师充分认识学生的情感需要，多启发引导，避免过多使用显示教师威严的语言及肢体动作；建议将课堂竞争变为课堂合作学习，避免激烈竞争给学生思想造成过重负担；建议语言教师之间多进行教学法交流探讨，引导学生认识到语言焦虑对外语学习的负面影响，帮助学生积极主动地克服语言焦虑。作者也建议外语学习者从自身克服障碍。建议学习者摒弃“面子第一”的错误思想，摒弃认为积极主动参与外语课堂活动便是张扬，炫耀的传统观念。建议外语学习者将中、小学期间形成的竞争意识转变为交流、合作学习意识，提高外语学习效果。建议学生主动与教师和家长沟通思想，与父母和教师做朋友，减轻传统观念中教师和父母权威地位对自己外语学习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