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探案集》是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侦探小说之一，自1896年引入中国以来，该作品被不断地复译，成为国内译本最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小说人性化地塑造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一颇具传奇色彩的侦探形象，一方面，他睿智而干练，以其充沛的精力、顽强的毅力、缜密的思维、科学的方法以及精湛的侦探技术屡破奇案，还事实以真相，彰显了正义与公正；而另一方面，他又有着一些为人诟病的缺点，如自负、邋遢，甚至沉溺于吗啡、可卡因等麻醉剂。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作却传递出不同的福尔摩斯形象。在清末民初的译本中，福尔摩斯更像是一名理想化的中国传统侠士，豪气冲天、爱打抱不平，充满了江湖气息，其不良嗜好或习惯也被抹去或淡化。而在改革开放后的译本中，福尔摩斯则最大程度地回归到了原作中有着小缺点的侦探这一形象。同一个个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被译者赋予了不同的文学形象和文化身份，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论题。本文以1916年(第一本福尔摩斯译本合集)和1979年（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的第一个全译本）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本为例，从形象学角度分析福尔摩斯形象的变化，并进而考察其在我国翻译文学中的流变过程，即它是如何被塑造、被想象和被利用的。通过分析这一形象变化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分别剖析1916年译本中“自我”形象在“他者”形象上的投射，以及1979年译本中翻译对“他者”形象的再现，从而揭示翻译活动在重塑“他者”形象、诠释“自我”及在促进异国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互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随着时间与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的变化，“福尔摩斯”在我国翻译文学中的形象也会在异国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中再度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