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社区是我国在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富有强烈政治色彩和体制特色的城市聚居形态。通过对“单位”和“社区”两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本文首先给出了单位社区的定义并以其为研究对象,通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对单位社区进行研究,探索其存在的政治基础、社会背景以及历史条件。希望通过对单位社区发展的历程及其解组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的深入剖析,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要素,为转型期城市社区的发展提供新的建构策略和发展思路。我国单位社区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30-1949年的萌芽阶段;1949-1978年的发展阶段以及1978年以后的解组阶段。单位社区因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而有别于西方现代城市社区,呈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单位社区人口构成表现为高度的职业均质性;地域空间横向闭合,纵向根据行政级别所属关系直接套用;社区文化呈明显的内向性。这些个性特征均是单位社区内在组织结构单线性的外在表现。单位社区表面上是依靠国家力量建构起来的,实际上是导源于历史和文化塑造的本能,它与我国传统四合院存在着深层的同构关系。文化上的同构导致空间同构是单位社区最突出的空间特征。单位社区解组的本质原因是政府单线调控运作机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致使社会调控成本过大,最终走向解组。为此本文在刘君德、陈玉申等人提出的“行政区—社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双线调控运作机制。双线调控机制实际上就是以政府行政调控为主导,社区自我调控为补充的双线限定制。把握双线平衡是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为此本文提出了两种建构策略。第一种建构策略是:寻求内在逻辑新的平衡点;第二种建构策略是:引入第三方作用力,协助平衡。为了论证建构策略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了回归论证法,对我国目前城市社区发展成熟的五种典型模式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得出:除上海模式外其他四种模式的成功最终归功于以上两种建构策略的实施,并指出企业型单位社区的改组与重建的最佳方案为引入市场机制,导入第三方作用力参与社区建设。单位社区最终走向何方,本文最后给出了两种构想。一种发展构想是单位社区最终发展成单纯的以职业交往为主体的社区,并指出该方向为我国事业型单位社区改组的最佳出路。另一种发展方向是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以及网络技术的成熟,工作和居住功能在空间上出现融合,休闲空间将成为办公空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