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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既有“农”的问题,也有“民”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源于农民在政治中的无权地位。农民不断用他们那被定义或描述为“非理性”、“非法”的方式——诸如上访、自杀、暴力抗争以及有组织抗争等方式来显示他们痛苦的生存状态。农民的这些抗争方式既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代价、法律上的风险,同时也带来政治上的风险。因此,解决这一困境必须实现以下三个目标:一是农民参与渠道的相对畅通及其制度化;二是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三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有效性,降低农民政治参与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