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火速升温的中非关系,中国对非文化外交自然成为时下政府倚重的外交“新宠儿”。借助于中非合作论坛这个中非间集体对话和磋商机制,中国一改过去中非文化交流零散杂乱的局面,创造性地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大型文化交流项目。中国对非文化外交正在进入一个发展和变革的新时期。然而,学界对“中非文化交流”的讨论过于宽泛和笼统,既忽视了20世纪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又缺乏深入地研究。这样的理论研究现状与蓬勃发展的中非关系的现实极不相称,且明显滞后于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实践发展。因此,笔者运用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法、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方法初步地梳理了建国以来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实践,并总结了各个阶段的特点。笔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文化外交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期是从1955年至1966年,我国奉行“文化先行”的外交理念,运用艺术团访演、新闻采访、互办展览、杂技表演、教育交流等文化外交手段成功地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第一次在中非关系中实现了文化外交的强大功能。与其他外交手段相比,文化外交在整体对非外交中居主导地位。由于中非尚未建交,文化被赋予了“为建交开路”的历史使命,因而“文化先行”是主要的阶段特点。此外,反殖反帝的时代背景使文化外交政策和措施印刻上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阶段停滞与恢复期是从1967年至1977年,从林彪集团反对“封修资文化大交融”到周恩来的力挽狂澜,中国用“体育外交”扭转了文革前期中非文化交流完全中断的局面。由于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心转移到西方,加之国内动乱,对非文化外交的实施力度减弱。政府只派出体育团体赴非交流,数量少,形式单一。因此,体育外交是主要的阶段特点。第三阶段发展期是从改革开放至90年代末期,中国对非政策的重点转移到经贸合作上,文化外交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外交手段巩固和促进中非友谊。通过开展文化艺术团互访、新闻合作、教育交流、文化援助等方面的中非交流活动,中国逐渐摸索出一套文化交流体系。囿于政策倾向的转变,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主动性不够。虽然文化交流数量有明显增多,但形式没有创新和突破。与政治和经济外交相比,文化外交在对非整体外交中居次要地位。第四阶段繁荣期是从2000年至今,中国政府越来越强调文化软实力,这在中非关系上表现为中国对对非文化外交的重视和创新。以中非合作论坛为载体,中国向非洲推出了“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非洲文化人士访华计划”、“中非联合研究计划”、“非洲孔子学院”、“中非青年联欢节”等新型交流项目。中国对非文化外交逐渐形成一种全方位、深层次、规范化、系统化的工作局面。非洲孔子学院是21世纪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一面旗帜。作为固定和长期传播中国文化的非洲基地,它能持续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本文对它进行个案研究。对非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在于通过心灵地沟通不断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巩固中非友谊。在全球化背景下,它的时代意义在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优化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产业,为非洲国家提供发展经验。它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非洲文化的介绍和传播,民间交流太少,大众传媒利用率低,资金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