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编辑集体形成了社团。《新青年》第4卷第1号的出版，标志新青年社团的正式形成。这之前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卷是新青年社团的形成期。从《新青年》第二卷开始，很多知识分子认同陈独秀的“新”青年思想，积极参予《新青年》发起的批孔和文学革命，逐渐形成相同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主张，和以《新青年》为刊物的新青年社团。新青年社团的形成，除了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主张的相同，并以《新青年》为阵地，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或者说结社条件是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利用北京大学文科的资源，解决了结成社团最重要的生存的经济条件和结社的行政权威。因此，新青年社团是以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为共同的主张，以《新青年》为核心刊物，以北京大学文科为立身基础，追随陈独秀而结成的社团。确定新青年社团在《新青年》第四卷第1号出版时正式形成，是因为《新青年》从这一期开始，正式成为社团的社员的刊物，不容纳社外来稿。其次，新青年社团的核心社员也由陈独秀引荐进入北京大学文科，从思想主张的相同，到社员的基本集结，形成了一个社团。 《青年杂志》是《新青年》的前身，在《新青年》的发展史中为第1卷第1号至第6号，时间跨度为1915年9月15日到1916年2月25日。在《新青年》的影响史中，《青年杂志》虽是一个不甚重要的阶段，但在陈独秀的人生道路中，创办《青年杂志》是人生的重要转折，是陈独秀迈向中国近代历史的中心舞台的极为重要的起点。在《新青年》的成长史中，《青年杂志》虽是蹒跚学步阶段，但肯定是新青年社团形成的第一块基石。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而是缘于一种谋生的选择。《青年杂志》沿用《甲寅》的办刊宗旨，套用《甲寅》的编辑思路，使用《甲寅》的作者，以宣传青年文化为核心，侧重为青年的学习服务，提供可供青年选择的国外的新思想、新文艺，意在开拓青年的视野，向青年传授“修身治国之道”，实为青年文化刊物。 新青年社团能够形成，内因当然是《新青年》倡导的批孔与文学革命构成知识权威。但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外因。没有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位置，就构不成经济权威、行政权威，《新青年》的作者就不能集结在北京大学文科，最后形成新青年社团。陈独秀长北大文科后，利用文科学长的权势，将《新青年》中意气相投的作者通过“行政权威”汇聚在北京大学文科，才能最终形成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北京大学文科为结社支撑的新青年社团。陈独秀能长北京大学文科，全缘蔡元培的携助。蔡元培为让陈独秀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煞费苦心，为陈独秀编造了假学历和履历。 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旨在借助既深受西方自由思想熏染，又疏离现实政治体制的边缘知识分子来整顿北京大学的腐败。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以文科作为切入点，不仅因为改造理科需要大量的物力、资金的保障，更主要是因为文科教育关涉人的精神状态，并且有可能延伸到社会思想、文化习俗层面发生影响，源自蔡元培“重学轻术”、完善人格的教育理念。蔡元培尔后又聘请由陈独秀引荐的刘半农、胡适、章士钊、李大钊等以传播西方文化思想为志职的知识分子进入北京大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的留学背景与其依据德国教育模式来整顿北京大学有会通之处，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这些人给北京大学注入新思潮、新气象。蔡元培实施这种有鲜明取舍标准的用人方针，《新青年》的作者才有机会进入北京大学，新青年社团成为可能。新青年社团的形成可以说就是松散的同人在北京大学自然形成团体，完成组织形式的结社。陈独秀利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行政权威和文科教授的经济权威，把《新青年》的作者逐渐安插进北京大学文科，既把思想主张相同的作者联结在一起结成团体，又让团体中的每一个社员都得到安身立命的佳所，非常完美地完成了新青年社团社员的集结。《新青年》作者刘半农，虽无学历却有文才，且变革主张激烈，先由陈独秀举荐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胡适还在美国留学就由陈独秀推荐，为蔡元培高薪聘请，胡适博士学位没拿就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由陈独秀引荐，蔡元培聘请先后来北京大学文科任教的还有高一涵、李大钊，加上蔡元培、陈独秀来校以前就已在北京大学工作的钱玄同、沈尹默等，《新青年》的作者云集北京大学文科，构成了北京大学文科的新生力量，推动了新文化运动，造就了北京大学文科的辉煌。 文学革命是新青年社团的重要贡献。文学革命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为核心，给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以极大的影响和作用。在近代，陈腐的文学和僵死的文言文已严重不适应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的需要，严重阻碍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和新思想的传播，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以前较长的时间里，伴随资产阶级维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尉改良，因势而起，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并没有突破整个封建文化体系。这样，一次彻底的文学革命成为文化革命的必需和首要的工作。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恰好顺应了历史的需要。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表示“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声援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将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推动成文学革命。钱玄同最先站出来响应文学革命，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我剧改良》，构成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发表，标志着文学革命主张的基本成熟，既是文学革命的最基本的理论，也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文学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纲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的积极推动，尤其是周作人的加盟，新青年社团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革命的历史潮流，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新青年社团认为，白话不仅仅是文学的语言问题，更是民族的思维变革的问题。新青年社团不仅把白话作为文学的语言工具，更是把它作为民族的思想方式来倡导，通过创造活的文学语言来激活民族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替代文言的主张支撑了思想启蒙运动，通过语言形式的变革延伸了思想启蒙。因此，白话替代文言的主张与思想革命互相依衬，构成双赢互补。新青年社团直接以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创造国语的文学成为新文学的主流。这不仅引起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以白话替代文言的深刻革命，而且是向统治阶级、传统文化及旧习惯势力的挑战，通过变革语言工具变革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变革文学的观念。 “人的文学”是新青年社团文学革命主张的重要内涵，中国文学从旧文学转折为新文学的关键。“人的文学”虽由周作人提出，但不仅是周作人的文学革命思想，而是新青年社团文学革命的核心理念，是新青年社团的“共识”。“周作人在1918年提出的‘人的文学’，主要还是以新文学运动代言人身份出现的”①。周作人以“人的文学”界定新文学的新内容，明确地描述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为新青年社团的文学革命理论建设做了突出的贡献，建构了新文学的理论支点。 新青年社团基于个人主义高度重视平民文学，并指出平民文学是新文学的重要源泉，提出创造为平民接受的新文学。平民文学主张的思想核心是个人主义。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也是平民的文学。平民文学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胡适从中国文学的具体现象入手，把中国文学分为古文文学和白话文学，强调古文文学只一味因袭、模仿，缺乏生气，是死的文学，因而不可能产生新的文学体裁。白话文学因根植民间，因而也主要表现为平民文学，是个人表现的冲动，不但紧贴生活，而且充分表现人的个性，能够保持自然的、活泼的生气，从而在不断的进化中产生新的体裁和风格。 新青年社团基于自由思想反对旧文学，倡导新文学。因为旧文学深受传统道德束缚，极为僵化和虚伪，扼杀人性，所以新青年社团主张新文学要贴近社会现实，运用写实的手法真实地反映生活，描述普通人的真实喜哀怒悦，彻底揭示社会现实的真相，批判社会的种种罪恶，宣扬新思想新观念，创造具有独特个性的新人。胡适早在首倡文学革命时就特别指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②。胡适这样提倡写实的文学，目的就是让新文学贴近社会，贴近普通平民的生活，学习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反映民间疾苦，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服务，培养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为此不但从理论上倡导写实文学，而且高度注意其主张的学理性，从中国白话文学的传统入手，寻找写实文学的历史实验，重构白话文学的写实文学的学理，具体阐述了写实文学的主张。 但是，新青年社团的社员因教育背景、政治理念的不同，从社团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思想分歧，只是由于都在北京大学文科担任教职，陈独秀具有经济、行政的权威，而且围绕《新青年》具有共同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主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都团结在陈独秀周围，思想分歧一直潜伏着，没有公开出来。北京大学取消文科、理科的机构设置，变相罢免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行政权威、经济权威逐渐的丧失，而胡适的知识权威逐渐兴隆，于是新青年社团的权威中心逐渐转移，潜伏的思想分歧逐渐浮现。新青年社团先因出现谈政治与不谈政治产生思想的分歧，并随着陈独秀思想的逐渐激进而开始出现思想的分裂，再因《新青年》编辑部的南移而产生编辑权之争，最后，《新青年》随着陈独秀思想的左倾“有特别色彩”③而被查封。新青年社团先失去北京大学文科的结社基础，又失最后的连结纽带，——舆论中心《新青年》，导致彻底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