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拓展投资渠道、充分利用国际投资市场,自2002年始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走出去”战略,发展至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已位列全球第三、存量规模位列全球第二,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支柱力量。而在我国颇具规模的对外投资数量背后是巨大的外汇储备资源、逐渐宽松的外汇管理制度及不断驱动企业跨国经营的政府策略。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低下的政府效率已成为阻碍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转型的一大“积弱”,我国政府的运行机制也处在删繁就简、职能转型的新阶段。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维持高位、公有经济份额历来较高的现状,本文关注作为政策的设计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在当前政府转型的新时期,其参与行为与行政效率究竟会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该投资渠道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本文先简要介绍了选题意义,再根据分析逻辑有针对性地回顾研究文献,同时结合我国的国情现实重点分析政府行为和行政效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和作用机制,探索并解释我国现今不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政府简政放权行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本文运用2003-2016年我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根据固定效应模型,依次加入反映政府效率的政府腐败程度、行政规模、所有权集中度和反映政府行为的教育扶持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科技支持程度及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的综合政府效率这七个指标与其的交乘项,实证考察了政府行为和行政效率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线性关系。最后,本文使用了Hansen门槛回归模型对政府行为和行政效率对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时政府所有权集中度、教育扶持度、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科技支持度和综合政府效率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影响,且部分指标呈现出了门槛特征。以上实证结果反映了政府行为和行政效率对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也为正在简政放权进程中的各地政府提供了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