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实施以来,家庭医生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的作用愈发凸显,为了配合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和支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调控,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应运而生,在城市地区的试点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预防保健效果,并在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而在安徽省A县的农村地区,得益于县域医疗共同体的资源下沉,又受制于乡村医生队伍的质低量少,以乡村医生为主要签约主体的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虽然在提高重点人群管理率、增加乡村医生收入和完善基层首诊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制度设计和有效执行等方面依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欠缺:服务主体单向宣传,签约双方缺乏互动;乡村医生质低量少,履约服务质量堪忧;绩效考核重量轻质,监督激励难以做实;信息系统功能单一,缺乏共享应用路径。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A县的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呈现出“重数量、轻质量”的畸形发展局面。本文通过个案研究,利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访谈、系统分析和归纳总结的方法,运用契约理论、激励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尝试构建“政策导向——行为偏好——协同治理”的逻辑框架,对安徽省A县的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执行现状进行深入剖析,洞察问题所在,从而针对性的提出完善对策:深化共同行动,以合作促服务;优化供方建设,增强医疗能力;改进配套机制,转粗放为精细;打造网络平台,拓展功能应用。通过引导共建签约服务主体对象间的命运共同体,重塑重视质量的契约式服务格局,从而维护好促使签约服务工作绩效和健康绩效有机结合的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