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隆人的各种伦理观点可以在现代性道德的语境中归结于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克隆人的问题发生在近代以来目的论退场、本体下移、道德依据退化的语境中。现代性一方面给个人更多的自由,使传统目的论从生活目的中抽离,成为僵化的戒律和命令;另一方面在祛除社会性干扰的同时也祛除了社会性赋予人的更多的可能。克隆人是一个独特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导致了克隆人出现,但也正是在现代性当中克隆人才会特别的被置于矛盾当中,所以克隆人事件是现代性发生在生殖领域的一个自我否定环节。克隆人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后果的承担者——克隆人放在了迄今以来最大多数的共同体(自然生殖人)的对立面上,因此对任何一种伦理体系来说,克隆人都处在极端弱势的地位上,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不是通过某种文化因素或利益相关性结合起来的群体而是所有自然人的集合。科学技术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活跃的推动因素,它往往超前于伦理学家的步伐,与大众流行的、主流的、和普遍的价值观念存在着更大的差距,科学上的突破很可能是新道德生发的契机,但不经过审慎的考虑就盲目的发展象克隆人这样的技术是不能被允许的。当我们讨论关于克隆人问题时,我们要讨论的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未来的、可能性的、开放的伦理,目前尚无法确认最终将会出现何种后果,但我们可以通过针对未来可能性的预测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现代性用逻辑清除了历史,用抽象的、普遍的“真实的人”清除了现实的人,把文化、宗教、道德定义为“一”之外的“杂多”时就把所有的“善”和“目的”僵化为“教条、戒律”了,造成了生活的“祛魅”。克隆人伦理问题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性道德的这一内在矛盾,所以克隆人问题的解决,或者说克隆人事件带来的伦理的变革,必须首先破除现代性的僵化的戒律。当后现代伦理学要求我们重返古典和传统的时候,是想从源头上更深刻的反映出我们的真实生存状况,把戒律归复于真实的生活。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回归古典的过程必须同时超越古典,目的的回归并不是直接把戒律从理论家的书斋带到市场,而是要通过伦理学运动(研究、教育、干预),恢复它在真实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两者间生机勃勃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