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经济逐渐呈现出全球化的格局,企业不仅仅需要面对来自本国企业的竞争,同时也需要更多地面临来自国际企业的威胁。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创新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传统的企业内部的创新模式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市场低效、知识缺陷、财务紧张的普遍背景下,企业由于自身能力、资金的限制,越来越需要与外部进行合作,战略联盟这种资源互补、取长补短、共担风险的模式得到了管理者的推崇。在传统的实践认知中,企业寻求的合作伙伴往往是经验、资源和能力均占有优势的成熟企业,战略联盟的形式往往是强强联合。而近年来,年龄、规模等不对称的企业间的联盟也增长迅速,成为越来越常见的联盟组织形式,这在现实中更加普遍,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界的思考,开始关注联盟的非对称性。然而学术界很少从战略联盟的非对称性来解释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同时在中国的差序格局背景下,地位这一特征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把地位作为非对称性的特征来进行深入探讨。同时根据已有研究按照战略联盟的互动程度和复杂程度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战略联盟整合度作为结果变量,一定程度上反映战略联盟的稳定程度。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战略联盟的地位非对称性带来了联盟双方的单方面依赖关系,进而易引发机会主义行为,低整合度的联盟治理模式解散成本低、监控搜索成本低,更适合这样的情形。同时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根据资源的来源,探讨组织冗余、政府补助、竞争强度的调节效应。组织冗余可以改善组织间的冲突,促进相互间的和谐关系,同时增加了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承担程度,从而缓解了单方面依赖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负向调节了主效应关系;政府补助提高了管理者信心,产生盲目乐观的现象,同时基于寻租理论更倾向于侵占合作方的资源,正向调节了主效应关系;竞争强度带来了压力,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也增加了管理者的警惕性和紧张感,负向调节了主效应关系。本文根据271对制造业上市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活动样本进行实证,结果发现战略联盟的地位非对称性与联盟整合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战略联盟双方的不对称性越强,越倾向于选择整合度低的联盟治理模式。同时,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政府补助的正向调节得到了支持,一方面政府补助为单纯的资金投入,提高了管理层的盲目自信,提高了对于风险的接纳程度,更愿意冒险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企业希望能够通过联盟获取更多稀缺资源进一步获取更多的政府支持,进一步加剧了不对称依赖下的学习竞赛现象;竞争强度的负向调节得到了部分支持,竞争强度带来的压力促进了企业的勤勉行为,面临更大的财务与经营风险,削弱了单方面依赖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